对于当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我总感觉不应该那么粗糙。当时完全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以所谓市场来取代政府，要把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结果赞成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似乎认为，当时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得不照这个样子来进行的，似乎还用所谓壮士断腕的说法来表达这样的悲壮。

其实，情况完全可以不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国家计委就已经有了对企业富余人员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是成立企业的第三产业，把冗员疏解到第三产业。或许这只是一个开头，后续的措施或者正在制定过程中，或者也在考虑其他的善后办法。

然后，这一切，就被首钢的所谓承包制改革给打乱了。似乎首钢的承包制才是企业唯一的改革方案。结果。这样的承包制除了使企业的管理更粗糙之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留下来。而后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承包制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再往后，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一些受到新自由思潮影响的所谓经济学家开始了对国有企业各种无端的指责，说国有企业效率低，浪费严重。说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的所有者，所以没有人对企业负责。最终的结论就是，国有企业只能私有化，必须私有化。这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在背后搧的阴风，点的鬼火。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干扰，我们的国企改革还会是这个样子的吗?

事实是，后来，国有企业，特别是省、市、县所属的国有企业的确有很大一块被私有化了。而凡是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无疑都陷入了极大的悲剧。企业私有化之后，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反而是大量的企业资产被卖掉，变现，成了私人老板的个人财富。原来的工人，很多被强迫失业，留下来的也好景不长，最终也被撵到失业大军之中。

这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吗？当然不是，这是赤裸裸地对国有资产的侵吞。今天来看这个阶段的所谓国企改革，应该将其视为一场改革过程中的失败，至少是一段弯路。1999年，中央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决议》，才初步扭转过来这样的趋势。

假设，如果按照国家计委当年的设想，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第一，第三产业能够容纳企业的相当一批冗员，减少了企业的包袱。当然，可能有人不愿意去第三产业，愿意留在一线岗位上。那好，大家就竞争上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能在一线岗位上干得好，有技术，产量与质量都走在前列，谁就留在岗位上。如果技术不行，工作态度也不行，对不起，那就请你挪挪窝。这样的竞争必须公平公开公正，不能由企业或者车间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最后留在企业和车间岗位上的工人，应该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没有可能实施，企业领导或者中层管理人员，都有较大的权力来决定企业人员的去留。这才是国有企业的悲剧。

在经过竞争上岗的程序之后，企业对于经营与管理还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可以聘任能干的经理人员、技术骨干和营销人才，来进行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营销。虽然国有企业当时没有进入市场的经验，但真正一旦进入市场之后，市场对企业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障碍。经历过几番风雨，企业对于市场的适应应该是很快的。

坚决改变国有企业的领导成为某个级别的官员的做法。这对企业的生存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作为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是来掌握企业经营方向的。例如，绝对不能让生产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具体的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人员，都应该是专业人员。

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在企业中的适合岗位，即使是在第三产业部门也未必能够找到。对于这批人，应该加强对他们在其他技能方面的培训，鼓励他们投身自己创业，或者改行从事其他领域的劳动。这部分人是会有些痛苦的。但对于原来那种大批工人，特别是有能力有技术的工人下岗失业，整个社会的痛苦要小得多。企业或者社会保障机制应该对这批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曾经那种买断工龄的做法纯粹是不负任的。

虽然现在再讨论这样的问题显得是在放马后炮。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必须要总结的。我们当年为什么走了这样的弯路？我们难道真的想不出更有效和更为人道的办法来进行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够善待我们的工人吗？我是不相信的。可恶的是，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干扰着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年那些居于企业改革决策者位置的人们，何曾替我们的工人想过？

六十年代，国家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企业也需要减少一些人员。当时是通过下放的方式来做的。五十年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国家曾经在农村招了不少农民进厂当了工人。而在六十年代，国家有了暂时的困难时，又不得不请其中一部分人下放，重新回到农村。虽然当时国家很穷，给不了这些下放人员更多的福利和照顾。但是他们回到农村，生活的基本保障还是有的。而在九十年代那种下岗大潮中，工人被买断工龄后，完全被扔到一边，再也无人过问了。这像话吗？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察网

原载“北航老胡之闲话”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