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误解，不能根据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到50%以下、贫富差距过大而断定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明确中国经济改革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弄清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纠偏为主，重点纠正超越阶段的偏差失误，发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以完善为主，重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来的改革应继续发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有效克服其消极作用。
简新华：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吗？——庆祝中国经济改革40周年
中国经济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究竟是在搞社会主义还是在搞资本主义？这在国内国外一直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看法甚至完全相反。在经济改革进入40周年的时候，特别需要进一步澄清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误解，说明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弄清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一、为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献均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在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右翼经济学家还是左翼经济学家或者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均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社会主义，有的甚至明确提出，中国现在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不久就认为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在198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作出了肯定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2]美籍著名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利·科斯于2010年临近100岁时撰写了论述中国经济改革的专著，书名就是《中国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的》[3]。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年6月26日发表郑永年的文章《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进行“新冷战”》也明确指出，“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4]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认为，“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 [5]1有一种可能“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5]293这实际上是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走在“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就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近10多年来，笔者多次在国内外参加主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组成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年会，几乎每次国外学者都要提出相关疑问，甚至直接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而是在搞资本主义。
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本来应该是很明确的，为什么国内外特别是国外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归纳起来说，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源于经典的判断标准或者依据。即以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理念作为判断标准或者依据，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是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制度，是按要素分配，存在剥削和贫富差距；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则是公有制、国有企业处于主体地位、实行计划经济和国家管制，强调按劳分配，要消灭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按要素分配，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剥削和贫富差距扩大，所以他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搞“资本主义复辟”。但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还处于主导地位，共产党和政府还在实行经济管制，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搞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第二，源于“社会主义失败了、搞不下去了，所以才进行改革”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改革本质上是要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只是由于中国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很强大，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所以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即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表面上声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对此，有人还形象地将其喻为“打左灯、向右拐”。
第三，源于只见表象不见实质、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和以偏概全的认识误区。具体而言，就是只看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方面，不看坚持不变的另一方面；只看现象的部分，不看实质的部分；只看眼前短期的变化，而不管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以现象当本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和判断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澄清。
二、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上述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判断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是错误的呢？凭什么说中国经济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毫不动摇发展私有制经济不等于实行“私有化”、搞资本主义
的确，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超过了50%，但是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中国已经由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尽管中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了，但是中国现在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公有，国有经济还占有30%左右的比重，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还拥有控制力，即使是私有制经济也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约束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调控和管理，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是要在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更好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并不是要实行完全的“私有化”，让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直至基本消失。因而从所有制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没有而且反对实行完全的“私有化”，不是搞资本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确实是存在雇佣劳动和剥削的带有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经济成分，但其在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和主体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调控和管理、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因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和主体，实行国家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在总体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
之所以有不少人得出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划上了等号。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就是搞资本主义[6]。市场经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不是搞资本主义。
第三，贫富差距扩大不等于已经贫富两极分化
的确，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扩大了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差距，甚至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但同样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经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中国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在搞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公有，公有制经济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全体人民都是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即使是被私有制企业雇佣的职工也不是完全的无产者，中国农民没有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城市居民也没有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完全对立的阶级。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来看，中国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就，城乡贫困人口由过去的数亿大幅减少至数千万，且还在继续花大力气切实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的攻坚战，即使地区、家庭、个人的贫富差别有所扩大，但总体水平都普遍有了极大提高。
第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成熟完善，但是还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7]138尽管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特别发达繁荣，还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还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但仍然坚持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主导,以走向共同富裕为发展方向，还没有完全私有化，也没有出现全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不完全相同, 相比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示与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具有相同的本质要求和特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实行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对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不仅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7]134这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看法是更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有远见的。
三、新时代深化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纠正“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从错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找到正确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不会例外。因为这都是前人没有干过的极其艰巨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明白、走一条直路到达目的地，必然会有曲折和反复、问题和困难、错误和偏差，只能在干中学，不断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和偏差，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笔者认为，根据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的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到习近平新时代之前。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纠正追求单一公有制、存在平均主义分配倾向、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超越阶段的偏差或者说是“左”的偏向。改革开放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教条主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理论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能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不顾各国现实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不看是否具备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中国更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建立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片面追求单一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和存在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甚至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发展都不理想、都不可持续、都出现了挫折，不得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回过头来发展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改旗易帜，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第一个时期的经济改革主要就是纠正超越阶段的偏差，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要素分配、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时期的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第二个时期：即习近平新时代开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纠正公有制经济比重过低、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偏差或者说是“右”的偏差。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追求单一公有制、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平均主义分配倾向的超越阶段的偏差得到纠正，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偏差，如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过多，已影响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保持和主导作用的发挥，财产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进而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纠正这些偏差，使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完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时代经济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否则，如让公有制经济比重继续下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经济改革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甚至真有可能是“搞资本主义”，导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失败。
笔者认为，新时代深化经济改革要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必须实行三大战略转变[8]。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上，实施的主要是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战略；在收入分配上，采取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在农业改革和发展上，实行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一个飞跃” [①][7]355。笔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开始实行这三个方面战略转变的重要时期。
第一个战略转变，是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上，要从更重视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战略，转向更重视壮大公有制经济、提升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私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公有制中小企业通过改制实行了私有化，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公有制经济在产值和资产总量上虽然也取得了较大增长，但其占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过去的99%下降到30 %左右，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0%以上，这也可能是海外著名经济学家如科斯、张五常等认为中国改革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依据。从控制力上看，虽然公有制经济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把握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无论是从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从产值、资产总量来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都已经不占主体地位，而是呈现出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严峻的重大问题：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在继续毫不动摇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不要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笔者认为，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底线，不能再下降了！否则公有制经济会丧失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7]111并一直强调“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 [7]195。
强调要实行重视公有制经济的新战略，并不是主张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实行“国进民退、公进私退”，也不是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不是要“均贫富”、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是强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前提下，在继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在总量上扩大、在比重上提高，切实改变公有制经济下滑的趋势。现在的多数学者都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献计奔走，很少有学者为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大声疾呼、出谋献策，这是不正常的。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的强大、优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成为空话！
真正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当前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二是切实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虽然我们提出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反对国有企业非公化，但是也决不能否认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管理体制不健全、企业制度不完善、经营机制不灵活，再加上民主监督缺失、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经济效益低下、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果只是在口头上空讲大道理，不去认真探讨并有效解决这些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和缺陷，就不仅会动摇人们对“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而且最终反而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非公化。面对大型国企、央企一连串的腐败窝案，连普通老百姓都可能难以相信国有企业能够发展好。因此，必须迎难而上、深入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和缺陷产生的原因，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不是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性质）本身不可避免、无法解决的必然产物。要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针对性高、操作性强、切实有效的应对之策，真正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
第二个战略转变，是在收入分配上，要从更重视效率、强调克服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转向更加重视公平、强调兼顾效率、合理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战略。这个战略转变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展开深入论述，这里不再重复[9-10]。
第三个战略转变，是在农业改革和发展上，由实现“第一个飞跃”的战略，转向逐步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新战略。这个战略转变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在其它几篇文章中也展开全面深入论述，这里也不再重复[7,11-12]。
三个战略性转变当中，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关键。没有强有力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既不能改变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还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我们注意到福布斯富豪榜排名，中国已位居世界第二，是上榜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上榜的富豪都是民营企业家（私人企业主），这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否认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是造成中国现在工薪收入（劳动收入）比重偏低、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因此，不积极壮大公有制经济，不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总量和比重，这种分配局面可能就难以改变，还会继续造成甚至加剧贫富差距的扩大，于国于民都必然产生各种更加不可估量的严重危害。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也就是要做大做强做优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是壮大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战略转变，收入分配上的战略转变和农业的“第二次飞跃”都不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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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永年.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进行“新冷战”[N].联合早报,2018-06-26.
[5]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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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简新华.全面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推动三大战略转变[J].邓小平研究,2016(1):10-16.
[9]简新华.节制资本，缩小贫富差距[J].当代经济研究,2015(5):27-33.
[10]简新华.中国新常态：实施三个新战略[J].财经科学,2015(8):112-118.
[11]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4):36-40.
[12]简新华,李楠.中国农业实现“第二个飞跃”的路径新探——贵州省塘约村新型集体经营方式的调查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17(12):79-90.
注释：
[①]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简新华，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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