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的国有经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次转型。大体上经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两大时期，经过建国初经济恢复、私营企业改造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资监管体制完善和经济新体制全面磨合与深化阶段的艰苦探索。在实践中，形成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石作用、国企民企相辅相成、现代化发展主线、改革动力、投资扩张和压缩牵动、综合平衡方法、螺旋式发展等规律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过所谓预言。他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段话正显示出新中国的经济状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1元。经过70年的发展，到了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0万亿元，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4520元。GDP占世界总量由二十二分之一增加到六分之一，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顶梁柱”的国有经济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经历了哪些改革历程，积累了哪些经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做一个总结，认识发展阶段，对规律性的东西有个清晰的结论。
中国国有经济转型时期与阶段的划分
70年来，中国国有经济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前29年是计划经济时期，后41年是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分为建立、运行、挫折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分为过渡、建立、完善与全面磨合深化四个时期；除推行计划经济具有急风骤雨的军事化式仅用5年时间，其余大体上每10年为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到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阶段（1949年10月到1953年10月）。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和接管一部分外国在华资产。维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好转，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但是同时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
第二阶段，计划经济体制的快速建立阶段（1953年10月到1956年12 月）。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53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的逐步成长，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解放初的七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第三阶段，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进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徘徊时期（1957年到1965年）。党的八大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探索，调整后期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然而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使经济衰退并跌入低谷，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仅4.5%。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实行“赶超政策”，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多、快、好、省”“一大二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1960—1962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其中1962年为-29.7%，是衰退最严重的一年。于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关闭部分企业，调整后期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管理上，学习和借鉴了苏联集权化管理方式同官僚主义结合后的所谓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生产导向型管理。虽然有《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解决依靠谁办企业、如何办企业的大问题，但由于极左思潮的上升，探索多是昙花一现，经济上则呈现大上大下状态。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动乱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徘徊时期（1966年到1977年）。政治造成经济“两起三落”局面。“文革”中工业战线的层层夺权，国营企业停工停产，经济急剧恶化，1967—1968年经济出现倒退。当时国营企业经济管理体制僵化更为严重，突出表现为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束缚，造成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虽然，1969—1972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是因为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1975年的整顿，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后夭折，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不过，出于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以“三线”为重点的西部交通与矿区建设得到加强，国防尖端企业、地方企业的崛起，特别是石油能源工业的支撑，经济能够保持缓慢增长。“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稳定。
第五阶段：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也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1978年12月到1992年10月前）。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间段，1984年10月前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在农村，而城市的改革主要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84年10月后的8年是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与企业。这阶段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展开了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管理体制，相应推进了价格、流通、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设立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这是一个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阶段，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探索阶段基本完成。
第六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11月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随之，国企改革很快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是产权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归纳起来有三个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产权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国有企业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提出对国企改革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涉及到产权改革。针对国有中小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当然，最后实践中主要是出售国有中小企业。在放小的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接踵而来的是“三年脱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已十分困难的国企亏损问题更加突出。“抓大放小”成为基本思路，当时国家扶持的主要是大企业，全国大概有几十万家国有小企业民营化，走的是产权制度改革和身份置换的路子。
第七阶段：国资监管体制建立、经济新体制完善与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11月至2012年10月）。国家计划管理总体上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转变，构建了新型宏观调控体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新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民生问题、社会公平等问题的适应和相互推动。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央企业随之诞生，《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确立了“三分开、三统一、三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由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能。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因为国资委的出现只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增加了一层代理人而已。同时，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力度是很难把握的。如果管得松，企业可能会出现利益输送、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如果管得严，企业又会缺乏经营活力，导致国资委履行所有者监管责任困难加大。这时候，政府调控力度加大，甚至有计划经济回归的现象。这一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企业全球化步伐加快，加上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中国国有经济进入高速稳健发展时期，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促使中国经济超过法英德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第八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的全面与深化时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从2013年至今，国企改革发展明显步入了新时期，两个标志性的事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的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现实情况看，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件是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后来出台了诸多配套细则，即所谓的“1+N”，整个政策体系开始完善。这一时期的改革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经营机制、长期激励机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要坚持党的领导。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后采取投资刺激的方法，带来新的通胀，出现“三期叠加”现象，国有经济连续48个月下行，产能严重过剩，2015年底被迫采取供给结构调整，扭转经济下行局面。新体制磨合期不是要改变和放弃新体制的某些内容，而是要巩固和完善新体制，做好顶层设计与新体制框架的大规模建立。其间，新经济体制与国内的社会公平等问题、与国际的贸易与体制摩擦，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将会成为新体制磨合期的热点问题。
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启示
启示之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国有经济的显著特色，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国企发展的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关键在党的领导。7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十三次五年规划，都是党中央领导经济的主要抓手，这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依据。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6次三中全会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与发展战略，都是国企发展纲领与准绳。中国共产党人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国有经济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面临前苏联与英美的影响，我们党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特别是市场经济深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会发表讲话，强调“两个一以贯之”的原则，重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国有企业的“根”与“魂”。
启示之二：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基石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国有经济为支撑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规模巨大的国有经济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性质。从改革实践来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而不是把国有企业搞没了，搞丢了。从理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捍卫和推进、坚持和发展、开拓与创新，都与中国国有经济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划分的基调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包括计划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41年，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解决中国国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经济理论、路线、经济体制、经济分配与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启示之三：国企民企相辅相成，比翼齐飞，“两条腿”齐步并进，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70年来，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演变与财富积累过程，始终相伴随。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由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前29年的主要两大教训是单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开始公有制经济是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只是起补充作用；后来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后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的保护。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启示之四：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化是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主线。70年来，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改革、信息化社会、经济全球化诸因素，深度影响中国国有经济工业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第一步是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大干快上”，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工业建设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第二步是包括工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和工厂化等的联合推进，采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模式。第三步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生产现代化，包括机械化、电气化、高技术、自动化和信息化等，也包括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企业发展等。第四步是全球化时期的工业现代化。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中国工业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时期。主要内容是：工业生产现代化，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工业园区化等；工业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国际化等；工业环境现代化，包括工业绿色化、工业生态化、工业节能降耗等；工业要素现代化，包括工业劳动力素质和工人收入提高、工业政策环境、工业制度和工业观念的变化等。第五步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的以信息化竞争为主的赶超与竞争，从现代工业向智慧工业转变，包括绿色工业、生态工业、信息工业、智能工业等，工业的可持续性和工业生态环境保护受到普遍重视。
启示之五：中国国有经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前行，改革开放是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强大动力。上世纪50年代由市场调节进入全面计划经济时期，以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改革开放后经过13年碰撞从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中国国有企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国有经济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国有经济围绕所有权、经营权与分配权不断推进改革。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政企职责不分，企业经营权集中在政府手里，企业没有自主权，缺乏活力。改革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原来单一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立存在、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实行政企分开，逐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三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当然，近30年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市场经济，那时的市场经济更多的具有资本主义特征。
启示之六：坚持唯物辩证法观点，综合平衡，全面发展，在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坚持市场经济方向的过程中平衡发展。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国有经济从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很多矛盾常常在这种“既要”“又要”的碰撞中选择。在过度平衡中寻求突破，在突破过甚时寻求平衡。
启示之七：中国国有经济在经济波动中发展，每隔五年左右调整一次，国有经济被投资的扩张和压缩牵动，是常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波动，70年间发生12次调整，第12个周期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造成。从12次经济波动看，投资的扩张和压缩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原因。第二产业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也就是说，波动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是4.6年，改革开放之后是6.6年，稳定性明显增强。仅1982年后的10年，国企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面对信贷规模的膨胀，国家实行双紧政策，经济增长率开始回落。1987—1990年是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时期，货币贬值引起社会恐慌，出现“抢购风”，于是开始了“治理整顿”，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率在4%左右。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开放，经济增长率在13%以上。但是，通货膨胀率也很高，1993年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启示之八：国企改革与发展是作为过程存在的，有着孕育、生成、突破与发展过程，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是割裂的。譬如，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然而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已经发生，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包括八大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探索，甚至从1960年后的《鞍钢宪法》对苏联计划集权管理的否定，也可以看出中国国营企业管理的探索。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突破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的一步步实现过程。
作者：李锦（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转自：“现代国企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