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一系列鼓吹私有化的计谋被揭穿之后，目前又出现了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理论。他们提出要想谈市场竞争的公平就不要谈企业的所有制，企图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麻痹人民的社会主义性，以便暗渡陈仓进一步推行私有化。马克思讲过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的对立，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私有制的性质与所有制的性质不同。私有制的性质依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所以，私有制主体决定了其所有制的性质。各种所有制都有不同的主体，这些主体在社会生产目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发挥作用也不同，结果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形式和份额也有所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各种所有制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经济规律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规定往往是通过所有制这一环节来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出现都是由于所有制在发生变化，以及所有制及产权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所有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以及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所有制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断翻新设计新的口号，一波又一波对公有制发起攻击。

当一系列鼓吹私有化的计谋被揭穿之后，目前又出现了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理论。他们提出要想谈市场竞争的公平就不要谈企业的所有制，企图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麻痹人民的社会主义性，以便暗渡陈仓进一步推行私有化。马克思讲过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的对立，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私有制的性质与所有制的性质不同。私有制的性质依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所以，私有制主体决定了其所有制的性质。各种所有制都有不同的主体，这些主体在社会生产目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发挥作用也不同，结果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形式和份额也有所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各种所有制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目前有人提出所有制是中性的，就拿混合所有制举例。事实上，混合所有制是多种社会性质不同的主体严格投资，按照各自的投资份额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制，是多种社会性质不同的主体投资的，而且他是按照各自的投资份额去享有所有权及财产自由。所以，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产权主体跟私有产权主体按照不同份额共同投资组建合伙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混合所有制是因为他们的出资者的社会性质是多样的，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一种与公有制、私有制不同的独特的所有制形式。从中外来看，所有制中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

有人认为推动竞争中性就要摘掉所有制头上的帽子，想要通过技术、行业等划分公司。实际上，竞争中性只能翻译为竞争中立，一个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竞争中立政策，中国的一些学者把竞争中立变成竞争中性其实是将一个竞争的态度转变成性质问题，再将其诡异地用于企业性质上来。这一观点首先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及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关系，决定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方向和目的，用市场行为、竞争决定所有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从竞争中性的来源来看，竞争中性实则是竞争中立，竞争中立得不出企业所有制中性。

习近平说：

【“西方一些人一直把矛头对准我们国企，千方百计抹黑我们，说是要‘公平竞争’，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不能上当。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国企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坚定对国企的制度自信；要从国企的根本属性出发，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断壮大国家综合实力，更好地保障人民共同利益；要从国企改革发展实践出发，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企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于我们党执政、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想扰乱民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些观点看法不清楚，接受了一些糊涂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绝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是太天真了。

所以，“所有制中性论”绝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否认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基础理论掌握不到位。此外，它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推翻和违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错误解读，是对党中央政策、决议的对抗。从最近贸易战来看，这一所有制中性理论实际上充当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内容。这次的贸易战不仅仅是为了争夺贸易利益，还要反对我国的社会结构。最后，我想说我们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重要指示，我们应当请这些人注意回到党跟人民的立场上，要从政治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要及时端正自己的立场，要站到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一边。谢谢大家！

【吴宣恭，察网专栏学者，厦门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于2019年6月1日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29届学术年会暨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22次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转自：“察网智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