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在“2018《国资报告》年会”上，中石化原董事长、中海油原总经理傅成玉作了《建设适应未来的新国企》的发言。

1982年2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简称“中海油”）成立，傅成玉这一年进入中海油工作，直到2011年4月8日调任中石化，担任党组书记、董事长。

作为第五任“一把手”，他参与了中海油从成立，到成长，再到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海油的起家，绝对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傅成玉说。

在发言中，这位“改革勇士”回顾了中海油成立往事，以及在他的带领下，中海油如何一步步建立起市场化机制。

在他看来，国有企业上一轮经过市场化改革形成非常好的机制，从而让国有企业发展迅速。

“但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坚持下去，没走彻底，后来很多东西恢复了。”

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怎么改？傅成玉给出了答案。

他认为，国有企业要想成为执政的主要力量和经济的重要支撑，取决于有没有强大的创新力，能不能有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否则“要我们没用”。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有企业必须具备两个“力”：一个是效力；一个是活力。

针对目前热议的“国进民退”，傅成玉认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其实是“国退民进”。但在他看来，那种认为“不是民企做大就是国企做大，不是国企做大就是民企做小”的观念非常有害，一定要改变。国企和民企，“是完全可以共同做大的”。、

执掌中石化期间，傅成玉力推专业化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在发言中，他认为，混合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改革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在局部是能解决一些灵活活力问题，但整体上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根本性的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傅成玉说。

他认为，要解决国企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加快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改革。

以下是傅成玉发言实录（有删减）：

首先，感谢《国资报告》和各位专家把我们给评上了“40年40人”。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14亿中国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一起干出来的，绝不是40人干出来的。

比我们（40人）做得好的、贡献大的、付出更多的人比比皆是，我想更多的不是认可我们这些个人，更多的是认可我们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在某一个领域做的一点实事，可能还是代表一个方面，并不是我们本人贡献有多大。

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怎么起来的？下一步改革怎么走？四十年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经验。

中海油成立往事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中海油的起家绝对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就决定把石油拿出来对外开放，实际上是1978年做的决策。

后来决定把海洋石油往外开放，中央当时觉得，开发海洋石油我们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三不懂管理，60年代还坐渔船倒腾油，到了1982年公司成立的时候，全海上油产量9万吨。

1978年决定改革开放，决定请外国石油公司来，跟它们说我们国家要改革开放，想请你们进来投资，你们有什么想法？

西方公司提了很多东西，但有一条是共同的，我们要来你们国家依什么法来投资？这样我们国家才认识到，还需要一部法。

经过几年的准备，到了1981年，中国出台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外合作条例。这个条例里头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到中国投资和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当时没有国家石油公司，有石油部，下面就是企业。

所以根据这个条例，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国家层面的第一个公司，这是在1982年成立，1981年是海洋对外合作条例。

一个国家为一个企业立了一个法，然后才有对外的海洋石油开放合作，还为了这个当时成立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收谁的税呢？收中海油和外国公司，以及为海油服务的其他服务公司的税，那是跟国家税务局平行的。

所以，这就能看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

但在1982年成立之后，我们改革开放不容易，很多华侨写信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革命，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现在海上又要搞“新租界”。

当时中科院的研究员写信给中央，说这是卖国行为，中央非常重视，由当时主管外经贸委领导江泽民同志，还有杨波同志，组织各个部委讨论了两个多月，最后结论是，这不是卖国，还是要改革开放。

所以中海油成立，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就是国家财政不拨款，当年只给五千万人民币开办费。

当时企业没有利润概念，过去利润都交给上面，每年你需要的钱国家拨，拨完之后你产的产品国家拿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开始到银行贷款。那时候没有商业银行，贷不贷给你，是国务院每年批给你额度。

那么，贷款会带来什么？当年引导企业行为最重要的是花国家财政钱，要把它花完。当年不花完，明年给得更少。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年底花完，而且要花多、花超。

可是当你借款的时候，要还本付息。你所投出去的每一分钱必须有效率，没效率企业不敢做。

一个企业的行为，一个企业领导的行为就完全转变。

中海油就在这个机制下，国家当时说给注册资本金60亿，但是没钱给你，只给你一个指标，你什么时候可以呢？就是当你有利润了，你滚存滚到60亿给你们。

那时利润是国家拿走的，后来我们前十多年是借钱发工资的。十多年后，企业可以不用上交利润了。所以资本金到最后也没给，但是解决了中海油市场化的问题。

我记得第一届领导说将来要搞30万人，当时才2万多人，是从石油部的几个机构划过来的。可是到第三年就说不那么搞了，外国人一进来把我们的理念全弄破了。

所以机构不能搞大，而且钱是靠借。我们国家当时是“负激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如果你机构大，你要搞30万人，至少是正部级、副部级；第二，你开党代会，你的人多，党员多，你就能在中央党代会上多选几个代表。

类似这样的负激励还有就是当时企业可以有公益金。公益金在八九十年代是干什么的呢？可以搞疗养中心、医院、宿舍、各种基地。

中海油到今天在全国各地没有一个酒店，没有一个培训中心，除了自己的小招待所。

到了2009年，修改公司法的时候，就把公益金取消了，当时我在的时候有70亿的公益金，我们也曾经讨论在南方修一个培训中心，在北方修一个培训中心，都做了决议了，但有的职工反映这和以往的党组的行为不一致，社会的资源很多，为什么不用社会的？就根据这个，我们决定不做了。

一个企业靠什么建成机制，不是我们领导者决定的。所以，我在中海油的时候有两次决策被否决。

为什么被否决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机制是双向否决，我要同意投资，但三分之二的人不同意，就能把我否决了。

如果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我不同意，我可以把他们否决了，所以我两次被否决。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机制，是投票制。

被否决了，有可能丢掉的是机会，但机会是永远有的，只不过是大小不同。但是你要投资错了一个大的项目，你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所以说，国有企业走到今天，能够建立起市场机制，是国有企业上一轮经过市场化改造形成的非常好的机制。国有企业过去没死掉，然后发展够快。

但遗憾的是，改革没坚持下去，没走彻底。后来很多（不好的）东西恢复了。

我举个例子，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在中海油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级别都取消了，包括我本人。后来发现，自己取消自己没用，还得上面管理。但你要管理呢，我们没级别，不是公务员，但是给你戴个帽子，然后就把你的收入给管了。

收入管了也不要紧，我们的领导班子曾经连退三年，因为国资委成立了，那个标准比我们低了，我们就退；退不是国资委要求的，而是我们觉得上面有制度了，我们就该退。

我们公司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副部级、没有正局级、副局级，没处级，只有哪一级的经理。但是后来由于国家大环境改变，我看又戴帽子了，又有局级、处级，这就是往回走。

我们能走好的东西没有坚持下去，后面的改革都知道怎么改，就是不改，为什么呢？因为都怕。

未来国企改革路径

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未来要干什么？

我想，怎么样建设适应未来的新国企？未来首先要不要国企？为什么要国企？我看，要不要国企，在中央、在体制内基本没有人否认，肯定要国企。

但是为什么要？大部分不一定清楚。

国企是执政的主要力量、重要力量，经济的重要支撑，除了这个表述以外，怎么样实现政治上的力量，怎么样才能形成经济的重要支撑？

一切都在于企业能不能有强大的创新力，能不能有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我们是创造社会财富、创造物质财富的企业，如果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没有强大的社会财富的创造力，要我们没用的。

要想实现那两条，必须突出：第一，有非常高的效力；第二，要有非常活的活力，这两个“力”是支撑前两个。

归根到底，国有企业如果没有财富的创造能力，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其他的政治目的、经济目的都达不到。

所以，国有企业搞得好不好，会决定我们的道路走起来是否顺，党的领导上能不能做得更好。

未来在哪里？十九大已经确定，即到2050年，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强国需不需要国企？需要。

第一，需要发展，就是经济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制造业，特别是国企的巨大发展；

第二，现代化强国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共同富裕。2035年说基本实现，2050年说要实现。共同富裕用什么实现？用经济能力；经济能力是谁的经济能力呢？是国有的经济能力，不是国家的经济能力。

国有经济能力就是国有的财产、国有的财富要不断扩大，如果你说国家的经济能力，民营企业能弄吗？

解决共同富裕必须把这一块做大，支撑中国社会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另外是支撑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个优越性里有基本经济制度，叫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现在按照这样走，我们的主体没办法体现。

现在都知道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质，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习近平总书记和民营企业家座谈的时候，这个数字只能扩大，不会缩小。民营企业的“五六七八九”，就是如果咱们把“五六七”这三项再提到“八”、提到“九”，那国有企业的经济在哪里呢？你说为主体，主体是什么？

实际上，社会上喊“国进民退”，但是你看经济总量上是反着说的，是“国退民进”。那么在经济总量上要不要做大？既要做强、做优，也要做大。

但这个做大，不是说只有国企做大了，民企就小了，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是国企、民企共同发展。

为什么只能说不是民企做大就是国企做大，不是国企做大就是民企做小，这种思维是害我们的，是完全可以共同做大的。

但在一些传统领域里，特别是能够代表国家实力的领域里，这一块不仅做优做强，还需要更加做大。

那么，做大的前提是市场化。

现在一说市场化，就有人认为是私有化，就有人认为这个道路不对。40年走过来，只有市场化才能实现党的更好领导，才能实现国有企业的更好发展，才能实现道路优势的更强体现。

那么为什么不能市场化？

现在国企改革提出来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在局部是能解决一些活力问题，但在整体上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根本性的体制机制上的问题。

根本性的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只有靠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下力气，把制约企业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合的体制机制改掉。

最根本的是从国家层面、国务院层面要加快向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力量方向的改革。

如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改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不改变，企业职能实现不了转变，很多改革就不能彻底，不能更深入。

刚才说为什么混合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一个是现在的大的民营企业数量有限，但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是众多。无论从财力上还是影响力上，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再加上不同行业的大民企很难参与到像我们这种石油化工企业中来，互联网的怎么参与你呢？一没技术、二不懂我们这个产业的规律，你想让它有影响力，它也没办法有影响力。所以它们只能介入到部分行业里去。

我前两年参加政协的调研，发现各个省的国企改革，也有走得比较好的混合所有制，但是数量有限，因为民营企业的规模有限，它很难介入到这些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当中来。

还有一个方面要反思，为什么让民营企业进来，你就把机制放开了，国有企业你知道它放开能搞活，你为什么自己不放开？本来他自己可以放开，让这些老总按市场规律去走，为什么让它（民企）进来你才放开？

我们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你搞混合所有制，允许你这块这么做，那块那么做，那是你放的。

管死国有企业是谁管的？咱们自己管的。你为什么不自己放，非得人家进来你才放？这个逻辑上讲不过去。

国有企业改革未来是什么，是奔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去的。

怎么样真正起到那个作用？就是企业效率要高，要高度灵活，然后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及强大的财富制造能力。

同时，所有的企业运营的机制都要放开，都要市场化。

国家一发展，国有企业做得越大，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越明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将来离退休的全体职工的福利保障只能从这出。你能从社会其他财富那拿吗？我们要保障全体职工的利益。

最后再说一句，现在都叫国有企业，我们应该让国有企业回归本源，本源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不知从哪一天，我们过去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加在一起叫公有制，后来一概叫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根本上的不同，全民所有制企业财富、财产属于人民，国有企业不一定属于人民，逻辑上属于人民，但在财产的使用上不一定代表人民。

除了中央国务院层面以外，你到地方看，不同级别的政府，它拿人民的财产来管理任意性特别大，有的时候是为了做业绩，有的时候是为了解决临时问题。但是这样就脱离了保障人民利益的范畴。

所以，国有企业现在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抓着你不放，而且这个问题以后一直会抓着不放。

我在跟所有西方企业沟通，跟西方的一些政客们见面沟通，我们不是SOE（国有股比例），我们是LPOE（法人股比例），只是你们叫多了就叫成这个了，但是本质上我们是全民所有。

全民所有，那么你到了县一级、市一级的政府不一定用国有财产的时候是考虑人民利益的。这个时候，我们国有资产怎么保障？现在谁能保障国有资产真的能够不流失？

改革不敢改因为是怕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

但是还有一个领域，不改，很多好的资产正在流失、正在变坏，正在变成了过剩产能。你早点采取行动，可能救活了，这块的流失没有人说。

我们的僵尸企业今年说多少，去年说多少，再过几年又出新僵尸企业，新僵尸企业是过去我们不作为形成的，那么未来的僵尸企业就有可能是我今天不作为形成的，这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不是站在国有资产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是站在我的部门有没有责任来看问题，这就容易让改革越走越复杂。

因为各个部门都说没责任，但是谁也不说国有资产流失是谁的，最后就是企业的，企业说了也没用，因为它已经流失了。

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国家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实体经济发生变化了，是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了。

40年的成绩，不要变成到今天啥都不懂、不会做了。要把40年的好经验，有人、有部门敢于坚持让他们做下去，把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解放出来。

转自：中国国资网

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