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6月26日下午，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指导，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宁波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全程战略伙伴，毕马威中国支持的“国资大讲坛”系列讲坛第二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作题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题报告。
6月26日下午，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指导，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宁波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全程战略伙伴，毕马威中国支持的“国资大讲坛”系列讲坛第二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作题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题报告。
现场图片
领导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介绍，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战略合作项目，服务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也服务于新华社战略发展，着力于推进传播权威金融资讯和产业研究，出声音、出产品、出功能、出形象。东方蓝宝石大厦是陆家嘴地标性的建筑，每年举办各种大型的讲座、论坛、研讨会和峰会，聚集思想，交流信息、促进合作。
当前，我国的国资改革已进入新时代，面临更大的挑战。国企改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情况，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模式，比如欧美、日本、新加坡等企业治理，都值得研究探讨。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力量的聚集，就不可能完成两弹一星和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
新时期，国有企业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与民营经济融合起来，怎么鼓励混合所有制，从管财、管人、管事，到管资本运营，如何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工会、监事会、党委会等职能，都需要进一步破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季晓南主席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解读分析，相信会有很多干货分享。
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季晓南简介：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导。曾任国家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原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和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主任。2004年11月至2017年4月任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曾多次参加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研究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主要著作有《寻找有效结合》、《寻求新的发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十论》、《企业绩效与制度选择》等。
主题讲座：
上海国有经济总量在国内省市中是排在前面的，上海在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方面一直也是走在前面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举办国资大讲坛系列论坛，十分重要，也很有意义。
公司治理是市场经济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公司治理问题，近二三十年公司治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经常热议的话题。
2010年，国美集团发生了控制权之争，其实质就是公司治理问题。近年来发生的万科宝能股权大战，监管部门指责这是野蛮人入侵，但宝能主要是通过二级市场获得万科的控制权，目前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披露，所以，这也是一个公司治理问题。
当年，阿里在香港没有上市成功，因为阿里采用的是股份公司架构，实际是合伙人机
制，同股不同权，不符合香港联交所关于上市的规则要求。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阿里这样的企业流失到美国去上市，最近香港联交所修改了上市规则。我上午考察了上海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准备到香港上市，为了避免出现万科宝能股权控制权的争夺，这家企业采取AB股的方式，发起人持有的是B股，其他股东持有的是A股，一个B股相当于10个A股，虽然发起人持有的股票不一定最多，但由于同股不同权，所以发起人的表决权、话语权最大，这样，可以确保公司控制权不被野蛮人入侵。
以上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我国要进一步走向市场经济，进一步走向法治国家，进一步走向国际社会，对企业来讲，一定要高度重视公司治理问题。
从国企改革的角度来谈公司治理问题，我讲三个问题，第一，完善公司治理是新时代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关键；第三，构建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相适应的公司治理。
一、完善公司治理是新时代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标识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新矛盾就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适应新阶段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提出了六大任务，其中一项任务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面共12项任务，第一项就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由此可见，改革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十九大强调，“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十九大关于国企改革的论述共109个字，我把它概括为“一二三四”，“一”是实现一个目标，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二”是聚焦两大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三”是达到三个要求——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本流失；“四”是突出四项任务——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九大报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与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没有直接提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我的理解，一是这两方面内容包含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任务之中，二是这两方面内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有明确要求，三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和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对十九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我们要完整理解，准确把握。
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2016年12月14-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2017年12月18-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对比十九大前后召开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十九大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是把加强党的领导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与十九大强调的14项基本方略中的第一条——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一致的；二是强调国有企业党的自身建设；三是强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济机制包含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中。
根据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重点要做好五项工作。第一，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点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第二，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重点是战略性重组，强强联合；第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点是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员工持股；第四，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是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第五，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是完善监管体系，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注重系统性。2017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讲的，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有适用。
国有企业改革是具有强烈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关键性和基础性改革，涉及产权制度、国家税收、民生就业、国防安全、科技创新、国际竞争等诸多重要问题，还涉及党的领导、政企关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重大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和社会效应，是一项复杂敏感的系统工程，因此，一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同时也要求深化国企改革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国有企业改革从包含的内容上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狭义的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剥离社会职能、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我们讲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狭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转换内部经营机制。
我们说的国企改革通常是指的是广义的国企改革，其中，分类推进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前置条件，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基础，布局结构调整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保证，国企自身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党的建设是国企改革的根本保证。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事关国资委职能转变，事关国有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独立主体，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强烈的牵引作用，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切入点。国有企业长期面临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性矛盾问题，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都需通过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来解决。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是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核心，这是十九大论述国企改革时聚焦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根本性原因。
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由此可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对整个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这两个方面突破，要实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是很难的。
现代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和前提。一般而言，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体制机制，企业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企业的活力动力，企业的活力动力决定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效率。
产权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也很难转换。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以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不能说股份制改革力度不大，全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达1100多家，占整个中国上市公司的近三分之一，市值、利润、产值可能占50%—60%，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近300家。应该说，股份制改革力度并不小，进展不算慢。但是，有几家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真正使体制机制能够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
为什么股份制改革没有真正促使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变？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40年，这个问题是我们回顾国有企业改革时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这对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股份制改革到底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促进体制机制的真正转变？有没有提高企业效率效益？这些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能光看改革的数量。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股份制改革虽然促进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但产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现象比较普遍。
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还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正因为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和转换经营机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推进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发展混合所有制摆在突出位置，这是十九大论述国企改革时聚焦混改的根本性原因。
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多数国有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很不完善，应该说，框架有了但机制不行，或者说，形有了但神没有。部分企业尚未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董事会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离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公司治理不完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是产权结构不合理，二是董事会不到位，三是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充分，四是选任用人机制不完善，五是信息披露不及时，六是党的领导没有优化。
深化国企改革必须把完善公司治理摆在突出位置，完善公司治理必须全面深化国企改革。要在全面改革、统筹推进中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只抓单项改革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关键
公司治理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发挥核心和关键作用。中央下发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改革目标，即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现在到2020年，还剩下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按时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体现。
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强调，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了解完善公司治理在深化国企改革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必要进一步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
按财产的组织形式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通常可以把企业组织形式分为三种，即，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及以上的出资人共同投资、所有、经营、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的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采用合伙制形式，不少资产管理公司也采用合伙制形式。公司制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出资人兴办，每个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享有权利和承担相应责任的企业，公司制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又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我国理论界、企业界，通常将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归入古典企业制度或传统企业制度，将公司制企业称为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指出的是，不能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比古典企业制度就一定具有制度优势。阿里到香港上市，必须采用股份制的架构，但实行的合伙制机制又属于古典企业制度的性质，但你能说阿里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要求？你能说阿里没有竞争力？如果是这样，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怎么会批准阿里到美国上市。香港错过了阿里去上市的难得机遇，现在想通了，修改了上市规则。但也要指出，公司制企业更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方式。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共产党宣言》中有段话，说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美国著名学者布拉德·德隆经过测算得出结论，人类社会97%的财富是在近250年里创造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不谋而合。古代四大文明有很多辉煌的成就，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看了使人很震撼，那为什么人类社会长期创造的财富只占3%？根本原因是什么？
布拉德·德隆把这一根本原因归功于公司。应该说，近现代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崛起，是市场经济使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机制。
为什么市场经济有这么大的能量？主要因为两个要素，一个是充分公平竞争，通过竞争把所有人和企业的最大潜能和积极性调动和释放出来。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就要求打破垄断，消除特权，保护产权。另一个是资源优化配置，通过价格机制、供需机制的作用，使资源迅速向能提供更高效率的部门和领域集中，使全社会的生产率得以大大提高。
当然，这并不否认公司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曾经对2011年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股权结构做了一个分析，世界五百强的的82%即410家是上市公司，7%即35家是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有11%即55家是独资企业，也就是说，世界五百强全部是公司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有一个特征，即所有权经与经营权分开。所有者与经营者追求的目标有时并不一致，所有者追求财富最大化，经营者追求高收入。伴随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快速发展，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日益突出，这就需要制定一套制度来解决，公司治理应运而生，公司治理也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国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公司治理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处于核心和关键位置。
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通常讲的处理投资者与经营者关系和利益冲突相应建立的一套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狭义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
广义的公司治理，不仅处理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突出，还要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建立的一套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广义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一个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还有一个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我国在推进改革时，往往注重制度的框架设计，对机制设计重视不够，至少没有解决好。机制问题不解决，制度运转不会高效。公司治理既有框架，又有机制，相互的关系及运转，需要解决很多细节，要逐条进行规范，同时，还要有外部机制包括市场监管和社会监督等发挥作用，没有这一套机制，公司治理不会真正有效。
近二三十年来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重视公司治理，是因为公司治理，一是保证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监督经营者，二是使出资人和经营者各司其职，三是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四是为创造企业良好业绩提供制度保障。可以说，现代企业制度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的核心。
无论是完成或没有完成的公司制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都存在着“委托—代理”引出的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搭便车行为等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还面临能否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等问题，相对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完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任务更为复杂。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我国理论界经常将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监事会分别定位于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并将这些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运转协调视为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按此理解，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会只是一个单纯的决策机构，这与国际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是不符合的。
实际上，无论是英美公司治理模式还是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都行使双重职能，即不仅行使决策权，还行使内部监督权。所以，中央强调，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必须把董事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相适应的公司治理
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因素很多，包括历史、文化、监管水平、资本市场水平、文化习俗、政治体制等。所以，并没有最优最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应是适合本国国情、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治理。
我国的国情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时要积极借鉴国际上好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四个明显特征。
1、兼收混合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架构
完善公司治理有一个选择什么样公司治理模式的问题。通常将公司治理分为三种模式，一个英美模式，一个是德日模式，还有一个是东亚模式。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股权结构比较分散，大股东一般不超过5%，所以很难对公司进行有效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大，董事会主要由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担任；董事长普遍兼CEO。董事会设若干专门委员会，包括审计、提名和薪酬、战略委员会等，而且这些专门委员会往往由外部董事为主组成；一般不设监事会，内部监督工作由审计委员会负责；设总法律顾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大公司普遍设立首席独立董事，负责协调独立董事的行动，代表独立董事与经营层、内部董事进一步交涉。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些特征，跟英美的文化、国情等紧密相关。美国强调三权分立，强调权力与制约的平衡，所以股权相对分散，相应的引入了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等。纽约、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都是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地方，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资本市场、机构投资人等对企业起到了重要监督作用，因此，企业内部普遍不设监事会。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股东相对集中、法人交叉持股、金融机构作用较大、董事会与监事会并存、实行内部董事制度、雇员参与公司治理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韩国受冲击比较大，有专家学者认为这跟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有关，因为银行既是债权人也是股东，好处是对公司的内部情况熟悉，了解资金使用状况，不足是如果这个公司走下坡路并且很难扭转势头，银行为了救这个公司可能会继续放贷。这时弊病就显现出来了。
东亚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股权集中，家族控制，企业决策家长化，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银行监督比较弱。
虽然有三种公司治理模式，但是近十几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公司治理趋同的趋势，主要是向英美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包括会计准则、监管立法、审计规则、治理结构都在向英美公司治理趋同。如，引入外部或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以外部或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大家经常提到新加坡淡马锡，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董事会董事由股东董事和外部董事组成，董事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执行董事兼总裁。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兼收混合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吸收了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些重要设计，如引入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在董事会下建立若干以外部董事为主的专门委员会，引入总法律顾问制度等；另一方面，吸收了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些重要做法，如既有董事会又有监事会，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董事会中有职工董事等。同时，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还具有东亚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些特征，突出表现在股权高度集中。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呈现的兼收混合的特征，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的，需要研究解决的是如何降低治理成本和提高治理效率。
2、国有独资公司的规范董事会建设
规范董事会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特定概念，可以理解为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引进外部董事制度，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和若干专门委员会，并相应地建立一套运行和监管制度。推行规范董事会建设，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集团层面大多是国有独资公司，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如何建立董事会，就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后需要研究解决的完善公司治理的问题。
目前，中央企业80%多推行了规范董事会建设并取得了积极成效，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国资委也开始向董事会放权，职能转变很大等。但也存在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董事会责权不到位，投资权、用人权、分配权明显错位，外部董事的权利大于责任，董事会重大决策失误未有效解决，大量违法违纪案件说明内部人控制问题相当严重，激励考核不健全等。
规范董事会建设是在国有企业集团层面普遍单一产权结构下深化改革的一个有益探索，但更为有效的方法可能还是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为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提供产权基础，通过产权制衡形成利益制衡进而形成治理制衡。
3、多维度的国有企业监督管理体系
监督机制也是公司治理特别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涉及监督职责的机构不少，包括直接行使监督职责的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不少大型企业内部还实行了巡视制度，党委（党组）也负有重要监督职责，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也承担监督任务，这些监督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国有企业曝露出的腐败问题和决策失误问题看，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督机构不够有效。同时，我国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主要是资本市场和社会监督也不是十分有效，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机构不少，外部监督投入很大。过去20年实行了外部监事会制度，这次机构改革撤销了外部监事会，职能并入审计署，同时，国家设立了监察委员会，新的监督体制如何有效运转，如何提高监管国有企业的有效性，是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4、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至少要把握好这样几点：一是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把党建工作纳入国企章程；二是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三是党委决策是董事会、经营层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前置程序；四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五是实行党委书记与董事长一肩挑。把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关键是实现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把党建优势通过融入国企治理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王韬 沈可人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转自：“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