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时代周报》以突出版面发表记者杨佳欣的报道《三年行动方案将出 国企负债率难题待解》。报道说的是三年行动方案将出，实际上讲的是国企负债率问题。确实，在国企改革的诸多议题中，如何推行有效措施降低负债率，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截至2019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3.9%，同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明显低于2016年的66.1%。这几年是下了大功夫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能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也是不容易的。

“此一时彼一时。”是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为激发国企自身活力确保稳增长的实现，适当增加一定负债也有空间。我认为在防控风险的同时，更要保证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局。控制与化解央企债务风险，依旧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国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需要关注负债率让其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不能被负债率约束住发展的步子、包括“六保”的步子。国企发展受到一定阻力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适当增加一定负债有利于稳定国企的经济增长。但具体负债率的合理水平，还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目前来看，仍有一定回升余地。一季度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减少，也对资产负债率的提升有着一定影响。这件事情要辩证地看。

疫情蔓延将显著冲击全球经济，我国将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赤字率将会突破3%赤字率上限标准，甚至更高。当然最终还要看全国两会召开。考虑到很多国家政府都已经进入对抗疫情时期，财政赤字率将会显著扩张，2020年中国财政赤字率虽然可能有所提升，但横向与国际比较仍处于可控区间。当前财政政策的实施不应过度被财政赤字率约束，应将目光聚焦于财政支出运用，高效率财政支出将会提振经济，若能提振经济增速快于债务增速即可降低财政赤字率。今年财政支出扩张将更多体现在提振经济方面，应对本次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国有企业，也不应过度被资产负债率约束，应将目光聚焦于新型基建投入运用，高效率支出将会提振国企经济。

我认为适当增加投资，甚至负债，如果盈利快速增长带来的资产增长快于负债增长时，将可以有效推动资产负债率的下降；相反，在当前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减少的情况，一方面是负债在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盈利减少又使得资产增长慢于负债增长，资产负债率的增长自然也就不可避免。通过适当收缩投资规模，是去杠杆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疫情下国企控制负债率则不然，投资规模不会收缩。通过结构调整，加大呆账准备金的核销力度，核销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结合当前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改组，把那些长期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通过破产、兼并等方式，从源头上予以消除，以彻底解决这些企业长期积累的巨额不良债务;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实行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方式，使这些企业逐步退出国有经济领域，以解决这些企业过度负债问题。要通过加快清理盘活无效低效资产，提升资产质量，大力提质增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实施逆周期调节扩大有效需求，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绩效考核等等，原来怎么抓的，照样抓。

国企改革发展，不能刻舟求剑，也不能守株待兔，要因时而变。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是一定要抓的，而经济投资也是一定要增长的，将新型基建与精打细算有机结合起来，两者并行不悖，很不容易。我估计，国企改革在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同时，也要加强辩证性，复杂性与对立矛盾的化解，也是2020年国企改革的新理念。

本来，是写一篇转载报道的按语，写着写着就长了。我不知道记者采访国企负债率的本意，是实话实说了。记者把我的观点吸收了，也发挥了。这些话，为企业说说，也让决定政策的领导们听听。做三年行动方案，可以参考。说话要对企业有用，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用，要及时说出来，说在前面，尽管是一家之言，终究是要说的。这些观点，对搞内参的人，是有用的。

现在，转载这篇报道。

三年行动方案将出

《时代周报》2020年4月28日 记者 杨佳欣

在国企改革的诸多议题中，如何推行有效措施降低负债率，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3月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5%，同比增长了0.2个百分点。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中央曾对国有企业降杠杆提出过总体要求。根据201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应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

根据2018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517115.4亿元，负债总额为997157.4亿元。由此计算可得，当时的国企负债率为65.7%左右。那么，按照中央既定目标，至2020年末，我国国企负债率将会降至63.7%左右。但截至今年3月末，国企资产负债率距离目标还有0.8个百分点的差距。

对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在疫情背景之下，预计63.7%左右的目标会进行一定调整。

“此一时彼一时。”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为激发国企自身活力确保稳增长的实现，适当增加一定负债也有空间，“负债率回升至65%、66%或者67%都有可能。在防控风险的同时，更要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局。”

“新三年”方案或将提及

“控制与化解央企债务风险，依旧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预计在即将出台的三年行动方案中将有所体现。”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4月20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透露，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已初步形成，目前正在履行审批程序。

三年行动方案出台的时间表越来越近。4月24日，一位供职于省级国资委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当地细化的国企改革方案大概率会今年出台，具体还在等中央的三年行动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地方国企混改的消息已不断传来。例如，吉林省日前推出14家国企集团的123宗混改项目；天津市也推出来自19个国企集团的60宗国企混改项目。

在刘兴国看来，地方上述动作与降低国企负债杠杆之间有很大关联。“国企可以通过增加股权化融资占比，包括引入非公资本，在混改中以股权资本的增长，做大资产与净资产规模，而不是单纯依靠负债来筹措发展所需资金。”

而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李锦建议：“国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需要关注负债率让其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不能被负债率约束住步子。”

国企负债率升降

国企负债水平长期处在相对高位已是市场内共识。那么，国企为何会长期高负债？

李锦指出，国企高负债现象是自2009年后显现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 “四万亿元”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重点投向基建领域，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是加杠杆的两大载体。

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张璐曾撰文指出，信贷资金才是“大干快上”的主要推手。

“国企从银行拿到的贷款变多，投资面变多，但受投资回报率限制，其负债率开始快速攀升并居高不下。”李锦说。

数据显示，自2008年开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首次超过私营企业，至2011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私营企业的最大差值已经高达6.3个百分点。

刘兴国表示，国企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高位，与信贷资源的倾斜也不无关系。“金融机构倾向于将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国企，从而为国企创造了比民企更为宽松的信贷资金环境。” 

国企负债率越高，其经营风险也越大。近年来，国资委多举促进国企“去杠杆”，疫情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国企资产负债率已呈现出一定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3.9%，同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明显低于2016年的66.1%。

“国企体量庞大，降低一个百分点是非常困难的。其实，一年能下降0.2个百分点，在经济存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已经可以说明去年在推进国企控债方面是有进展的。”李锦说。

降两个百分点难度大

今年一季度，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略有回升，同比增长了0.2个百分点。

“负债率回升的根本原因在于疫情的影响。”刘兴国指出，增加的信贷资金在帮助国有企业渡过当前难关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增长。

但在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唐大杰看来，新增0.2个百分点并不多，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在国企发展受到一定阻力的背景下，适当增加一定负债有利于稳定国企的经济增长。但具体负债率的合理水平，还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目前来看，仍有一定回升余地。” 

此外，一季度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减少，也对资产负债率的提升有着一定影响。财政部数据显示，1―3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3291.6亿元，同比下降达到59.7%。

“盈利快速增长带来的资产增长快于负债增长时，将可以有效推动资产负债率的下降；相反，在当前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减少的情况，一方面是负债在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盈利减少又使得资产增长慢于负债增长，资产负债率的增长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刘兴国说。

“在当前条件下，要实现‘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这一改革目标的难度相当大。”刘兴国坦言。 

而对于下一步如何去杠杆，刘兴国指出，疫情下国企控制负债率可以通过适当收缩投资规模，同时加快清理盘活无效低效资产，提升资产质量，并积极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将债务水平控制在一定合理水平。

唐大杰则建议，对于航空运输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政府可与国企签订“入股协议”，通过入股的方式提供纾困资金，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后，国资再有序退出。“这种方法是用入股的方式而不是举债的方式帮助企业发展，地方政府可以灵活采用这种方式。”

转自：“现代国企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