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我个人体会，70年来带来巨大历史变化的节点应该有三个。第一个节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形成了新中国最初的经济框架，把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恢复起来，也为后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发展和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在这一制度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的机会。这一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打击排斥，二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旧中国无法完成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相应制度，进而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因此，中国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第二个节点是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基本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无外乎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另一条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实现工业化。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走苏联道路是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以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实现赶超目标，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也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因为要保障计划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在所有制上就需要国有化，特别是城市工业商业经济的国有化。与之相适应，为支持国有化并适应计划经济要求，国有化之外还需要合作化，特别是农村农业经济的集体化。

刘伟：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很有特色，虽然在经济体制上学习了苏联，但苏联体制很大程度上是条条主义，即垂直管理，而中国是条块结合，既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各中央部门的垂直管理，同时地方也有一定的自主空间。

出现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层次不一样，必须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举个例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局做统计时，知识分子的标准是小学毕业，即小知识分子，所以搞计划经济会做报表的人才都不多。苏联人才储备充分得多，苏联当时提了两个口号，一个叫干部决定一切，一个叫技术决定一切。因为苏联当时的干部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中国当时整个国家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搞数学、搞统计、搞核算的人才，只能凭经验，这是客观条件。加上中国幅员辽阔，不尊重地方的差异性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强调“条块结合”，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

刘伟：第三个节点是改革开放，其总体目标导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遵循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党的十四大之前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改革的导向是朝这个方向走。党的十四大以后，目标更清晰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过程的核心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统一。回顾苏联走过的道路，计划经济一个弊端是低效率。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统一问题，苏联东欧国家尝试改革，都不太成功。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这些国家纷纷放弃公有制，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还是西方正统的经济理论，或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甚至包括上世纪5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阵营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地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围绕着这一问题不断大胆探索。改革开放初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推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步一步走来，不断探讨和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二者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说第一个方面是基本制度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关系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运行机制问题。其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等。改革开放以来，从政府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一直到现在提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都是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

刘伟：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传统理论和实践都把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的情况下，中国能够提出把市场作为调节手段，认为市场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巨大的思想解放。

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三大改造过渡时期的一些经验时提到，我们可以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要有一部分市场。公有制部分可以搞计划，非公有制部分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可以说，正是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后，这一思想才能够逐渐在全党取得共识。

刘伟：在对市场经济和公有制关系的处理上，现在还不能说做到了完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公有制怎么保持主体地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怎么起决定性作用？主体和决定性作用怎么实现统一？既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探索、公有制分配领域的探索、市场秩序和市场体系如何构建、政府机制改革和职能转变、宏观调控机制和方式的变革、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传导机制的改革及完善等，这些都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

刘伟：首先要强调的是一定不能把改革前后两个阶段割裂开。特别是不能把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本对立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出于不同历史条件规定的历史选择，都是出于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必须历史地认识和对待不同经济体制的特征。既不能以变化的历史条件和要求去否定以往体制选择和变革的历史合理性，也不能以过往体制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从经济发展实践上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确立了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尽管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十分落后，但为我国实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建设国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这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是新中国实现“站起来”的重要历史内涵，没有这个“站起来”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富起来”，没有“富起来”也就不存在新时代的“强起来”命题。这是新中国70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

从经济理论探索上看，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反映出来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特点和规律的开创性探索，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初稿”，再到习近平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是新中国70年来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