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预判2019年国企改革将出现四个转变

围绕微观主体活力这个重心，内容上，全面推进向两类公司为重点转变；范围上，由中央企业向地方国企业为重点转变；操作上，由单项试点向百家综合行动转变；方式上，由监管激励并重向激励为主转变。呈现向活、向深、向实的新趋势。

新年一周以来，各大市场类经济媒体陆续发表李锦关于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趋势的预判。李锦在研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全国国资系统动态后，对于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趋势从操作层次向前推进一步。

李锦提出2019年的国资国企改革出现新的趋势,提出“四变”“四点”“三向”的新局面。2019年围绕微观主体活力这个重心，呈现四个转变，内容上，全面推进向两类公司为主转变；范围上，由中央企业向地方国企业为主转变；操作上，由单项试点向百家综合行动转变；方式上，由监管激励并重向激励为主转变。

2018年国资国企改革使得两类公司成为“焦点”，地方国企成为“重点”，百家行动成为“难点”，激励机制成为“热点”，也称为聚焦点，抓重点，攻难点，亮热点。

整个国资国企改革形势呈现向活、向深、向实的新趋势。

这是今年来，第一次对国企改革形势做系统的概括。李锦已连续8年预测中国国企改革走势。从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国资委年会、全国两会，一般做四次跟踪分析。

近周来采访并且报道李锦思路的的有《第一财经日报》《华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证券报》等。现在转载这些报道。

国企改革路径转变 寻求基层突破，强化激励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胥会云

[在之前的激励机制中，李锦说，两条线的限制出现了天花板效应。一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上限。一是员工持股中，单一员工获授权益对应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在经历了“1+N”顶层设计到“十项改革试点”后，国企改革也向深水区推进。从顶层转向基层，从单项试点转向综合行动，从管束推动为主转向管束与激励并行为主，是国资国企改革路径的三大变化。

“这三个转向，意味着国资国企改革在2019年将会有较大的变化。”1月3日，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副局长季晓刚也表示，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把工作重心更多放到推动基层国有企业的综合改革上。

上海深圳成试点

作为改革试点，上海和深圳正在推进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2018年12月27日，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肖文高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表示，2018年上海在国务院国企改革办的指导下研究制定了区域性国资国企改革综合实验的方案，发挥综合改革的继承、联动、辐射效应。

2018年7月，新一届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深圳、上海于2018-2020年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时间轴显示，2018年4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中国（深圳）国资国企改革综合试验区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国资委。在获批试点的2个月后，2018年9月，深圳市国资委召开市属直管企业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研究部署国资国企综合改革有关工作，标志着深圳市国资国企综合改革正式启动。

之所以更注重基层国有企业的改革，季晓刚在上述国资论坛上解释说，是因为基层企业直面市场竞争，对市场竞争的压力感受最明显，改革意愿也比较迫切，同时基层企业也是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集团的利润中心，它们的效益和发展质量直接决定了整体国有企业的效益和发展质量。

在经历了“1+N”顶层设计到“十项改革试点”后，“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形势紧、任务重、压力大，急需重点突破，动真碰硬。”季晓刚说。

李锦也表示，中央企业由于经济地位和分量更重，所以改革需要试点，形成经验以后再逐步推广，防止大起大落。但是地方国企船小掉头快，而且此前有较好的改革基础，可以先动起来，“形成基层突破、上下联动的效应。”

之所以强调综合性改革，李锦表示，国企改革牵动方方面面，从试点以来的情况看，单项改革往往难以彻底突破。比如，从内部来讲，混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都会影响到职工聘用、职业经理人、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公司治理等；从外部来看，国企改革又牵涉到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土地等，所以多项政策配套推进就显得极为重要。

“地方上推进综合性改革更有可操作性，一把手重视就可以更好实现各部门协调。”李锦说。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也认为，沪深两地国资国企改革的条件和基础比较好，改革成效也会对全国包括境外产生较大影响。

综合性试点改什么

如何推动基层国企的综合性改革？季晓刚认为，要强调推进“五突破、一加强”。

所谓“五突破”，是指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市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19年主要是推进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所谓“一加强”，是指加强党的领导。

比如，在推进混改中，对于完全竞争性行业的商业一类企业，具备条件的都要推动混改，不需要试点即可全面推开。

再比如，基层国企要大胆探索，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做职业经理人改革的，起码也要做到经理层的契约化管理，核心就是严考核、严约束。”季晓刚说。

据了解，深圳的综合改革试验聚焦监管体制、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经营机制、选人用人、激励约束、国企党建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深圳能源是参与国资国企综合性改革的企业主体之一，其发布的信息称，深圳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围绕九大改革领域，提出了41条重点举措和130项具体工作，明确了2018-2020年国资国企综合改革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深圳市国资委主任彭海斌则提出，综合改革试验要重点抓好七方面工作，包括着力优化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落实以管资本为主要求，突出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抓住混改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充分利用产权激励约束作用，最大程度释放国企活力、动力、潜力；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提升市属国企的治理水平等方面。

其目标是计划到2020年，深圳在国资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做得更好，将深圳打造成为党的领导有力、国资功能彰显、国企竞争力强的综合改革区域标杆和制度高地。

肖文高也表示，上海要以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实验为契机，着力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实现以管理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变，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着力激发员工内生动力，集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动能，着力优化国资布局结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着力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落实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

强调正向激励

在基层国企的综合性改革中，激励机制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2018年10月举行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

“断其一指”到底断的是哪一指？季晓刚表示，这包括两个层次，其中之一就是正向激励。

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提出，要充分认识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国企微观主体活力不足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原因在于管束有余，激励不足，使得改革难以推进，所以要强化激励，这也是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转变。”李锦说。

事实上，早在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强化激励”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但是，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解决。季晓刚说，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资总额。大家总抱怨工资总额总量不够，但总量只是问题的表象，更关键的是工资总额的结构问题，当前最大的结构问题还是大锅饭问题。

“管后勤的副总跟管生产、营销的副总拿得差不多，干得业绩好的副总和业绩差的副总拿的差不多，这就反映了大锅饭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各个央企内部和各个国有企业内部仍然大量存在。”季晓刚说，要打破大锅饭，做细分类和分层，针对性地实现考核和薪酬管理，拉开收入差距，真正体现奖惩。

激励制度的另一个问题，是中长期激励问题，包括员工持股、股票期权、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权激励等。

但在之前的激励机制中，李锦说，主要是两条线的限制出现了天花板效应。一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上限。一是员工持股中，单一员工获授权益对应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我们过去确实有很多教训，所以有了两条线的限制。但是上限大家不敢碰，要求不超过1%，实际上就成了百分之百不动。”李锦说，为了减少天花板效应，激励机制应该由刚性管理变成柔性管理，把实施权交给企业和职工。

据了解，目前相关的激励政策正在完善，比如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正在修改，希望打开上限，突破目前不能超过整个行权期内的40%-50%的上限要求。而对于员工持股，也希望在“双百企业”（百家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家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其中上海7家、深圳5家）里开展。

肖文高表示，2018年上海一批国有企业开展了市管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创投企业市场化运作等试点。“我们推进实施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权的激励办法，加大了二三级股权激励的力度，45家企业探索长效的激励机制。”

混改下一步：重心转变 员工持股制度触摸“天花板”

华夏时报  见习记者 白宇洁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陈岩鹏 北京报道

天津水产向民企巨石控股转让100%国有股权，南方电网印发《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实施方案》，发改委相关人士向媒体透露第四批混改试点正悄然推进……过去的一个多月，国企混改以加速推进之势为2018年画下句点。新的一年到来，混改这场国企改革“重头戏”又将怎样上演？

“2019年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更快，还会更深、更广。”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新一年的国企混改会有四点主要变化，并将在“双百行动”、地方国企等领域取得突破。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在国企混改这项“系统工程”中，股权结构、内部治理、激励约束等方面的改革需要同步深化，推进改革的内外部困难也需得到协调。

国企混改更深更广

“总体上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向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发展，重心由混向改转变。”李锦对2019年国企混改的总体走向作出这样的判断。

具体而言，他表示，新一年的混改将由单项试点向综合行动转变。“单纯的混改是走不下去的，混改牵涉到董事会、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产业链条重组、人事制度变革等方方面面。”此外，他指出，新一年的混改还将迎来另外三大转变：由全面推进转变为以两类公司为中心，由以央企为主转变为以地方国企为主，由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激励约束为主。

上述趋势在既有实践中有迹可循。自2016年起，发改委先后推出三批混改试点，试点企业数量从9家扩至50家，领域覆盖七大垄断行业。2018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推出“双百行动”，404家央企子企业和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入围，力图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要求，深入推进综合性改革。“不仅有发改委开展试点工作，国资委的‘双百行动’也在推动，不仅围绕混改，还在推动相关的综合性改革。”周丽莎基于改革现状指出，当前国企混改的力度较大，混改及相关综合改革在同时进行。

此外，周丽莎还介绍道，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的二、三级公司在推动混改，竞争类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也在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推动内部子企业和所监管企业的混改工作，天津、山东、河北、浙江、山西、陕西、云南、广东等地此前纷纷推出混改项目或召开会议推进改革，地方国企混改进入到加速阶段。

“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集中在市场化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混改可以由国有控股，也可以改成参股。且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股份制改制后，地方国企的规模相对较小，在改革时更加灵活。”周丽莎分析道。

李锦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会随着2019年的国资国企改革变化而变化。“可以预料，2019年向地方国企为主、向综合行动为主的转变将深层次影响混改的范围与质量。如部分地方的全域国资经营已经开始进行，引入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社会资本，使得混改向全面化推进。”李锦指出，新一年的国企混改不仅速度更快，其范围和层次也会更广、更深。

员工持股制度或迎突破

谈及国企混改落地需要突破的重点，周丽莎向记者表示，混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股权结构、内部治理、激励约束等方面内容，需要联动推进、同步深化，混改企业同步进行的三项制度改革，建立了市场导向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机制。

在李锦看来，激励机制改革将是2019年国企混改的突出重点。“激励措施包括员工持股、上市公司持股计划、科技型企业股权分红等。”李锦认为，其中的员工持股制度将在2019年加快推进，领导层个人持股不超过1%、员工持股总数不超过30%等持股“天花板”或将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突破。据了解，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自2016年8月开始启动，目前有近200家企业开展这一试点。

“混改的分层分类授权推动也是未来改革的特点之一。”李锦指出，混改推动方如何对“母子孙”等不同层级的混改进行不同级别的授权和管理，如何对商业一二类、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等不同类型企业的混改进行区别对待，这些问题需要关注。他也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结合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推行，对特殊情境进行一定的授权和决策简化将势在必行。

“运用混改方式推进国企与民企的产业链条融合，这同样是新一年改革的重要特征。”李锦分析道，如果把一个国企改造为一条或多条有机产业链、把国资国企改造为开放的创新生态与经营平台，这将使混改进入一个新境界，因此需要推动一大批优质社会资本，全方位介入混改，支持有担当，有作为的社会资本承担更重的角色与任务。

完善资产定价与追责机制

本轮国企改革启动以来，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但微观层面的落地执行则略显缓慢、谨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2018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进展迟缓，最大的阻力是心理恐惧，破除观念障碍与内心恐惧对于国企改革十分重要。“要给改革者提供宽松的容错环境，应当明确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只要没有利用改革之机贪腐一律免责。”

李锦同样观察到，部分国企在执行改革方案时过于谨慎，甚至有些保守。“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等类似的‘帽子’，弄得好多人都不敢改。”

他认为，要改变这一状态，着眼于容错机制的同时，必须对混改的核心问题——资产定价与追责进行政策设计对冲。“比如对于追责制度，必须要有相对应的措施和手段来调和，着力引入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社会资本，不能使改革搞不下去。

据悉，2018年10月9日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曾就“突出抓好混合所有制”问题强调，要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内部约束和激励，保护各类所有制产权的合法权益，科学进行资产定价。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两类公司或成2019年国企国资改革重点  专家称授权放权是试点关键

原创 华夏时报

见习记者 白宇洁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陈岩鹏 北京报道

2019年脚步渐近，新一年的国资国企改革趋势也开始明晰。

12月21日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意味着两类公司可能成为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中的热闹一幕。

12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新一批央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启动会，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国机集团、中铝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通用技术集团、华润集团、中国建材、新兴际华集团、中广核、南广集团11家央企成为试点新成员。会议同时透露有关两类公司试点的新动向。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会上表示，试点企业要充分总结借鉴前期试点的经验做法，瞄准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步伐，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升级版。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经济两类公司是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的“牛鼻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两类公司可能成为2019年国改的第一话题。他同时指出，两类公司要抓住授权体制、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经营机制四个环节发力，改革的核心在于授权经营体制的建立。

授权放权是试点要津

“国有企业改革的40年征程中，如何疏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固有的‘政企不分’症结，始终是矛盾和焦点。”李锦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第一次明确把“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写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意味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入全新时代。“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更多地充当着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自2014年展开。在央企层面，国务院国资委于2014年、2016年和2016年先后选定两家国资运营公司试点单位和19家国资投资公司试点单位。在地方层面，目前已经有122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展了两类公司相关试点工作。

试点企业过去几年的探索实践初见成果。根据国投、中粮披露的试点经验，试点央企围绕主业进行了专业化经营与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探索。另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底，中国国新和中国诚通两家资本运营公司设立总规模达8645亿元的6只基金，累计投资1680亿元。

而回顾既往探索经验，李锦指出，试点企业把重点放在了做什么事而非放什么权。“《指导意见》提出，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试点的单位多集中在链条后端，做‘三个一批’的事情了，对于链条前端的放权授权做得少些。”李锦认为，既有实践存在“放权”没放到位、“管住管好”管多了的问题，授权放权是下一步试点的要津。具体而言，两类公司应握有国有资本的战略投资权、人事任免权和收益分红权这三项大权，经营权则归属于企业。

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28日的央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启动会上指出，要认真研究和推动授权放权工作，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市场化运作专业平台作用，增强集团总部在战略引领、资本运作、风控合规、审计监督等方面的职能，同步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多项改革。对此，李锦表示，把焦点对准了是一大进步。

“从四环节发力试点工作”

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不断推进，有关两类公司设立的提法也从政策文件和高层会议中传出。国务院2018年7月30日印发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提出，按照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布局领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采取改组和新设两种方式设立。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对于上述提法，李锦表示，目前央企层面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过少，仅有国新、国投、诚通三家，需要新组建一批；而投资公司则由现在的资本运营公司为基础，在国资委的战略布局规划下，以市场为主体完成并购重组，进行产业布局规划，由央企集团公司改组，一般不再新成立。“第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般会从已开展试点的企业中产生。”

关于新阶段的试点工作，李锦认为，授权体制、组织架构、运营模式和经营机制这四个环节是未来试点需要发力的重要内容。他表示，尽管已经试点的企业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探索出一些经验，但还需等待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升级版形成，特别是授权放权过程完善之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方可诞生。

在2018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写入其中。“因为是十项试点中被唯一写入的，说明高层把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的。预计在2019年两会前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成为议论热点。”李锦说道。

另据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12月28日的发言，新公布的11家国资投资公司试点单位或可在1月底前上报改革方案。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打造政企分开“隔离层”

国资委公布11家央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名单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就在2018年临近结束的时候，12月28日，国资委正式对外发布了新一轮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全名单。

根据国资委披露的信息，目前已确定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国机集团、中铝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通用技术集团、华润集团、中国建材、新兴际华集团、中广核、南光集团等11家央企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实际上，在此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进展如何的讨论，就成为国企领域高度关注的话题。各家国企上市公司陆续通过信息披露渠道，发布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部分动态。例如，2018年12月24日当天，中远海控、中远海能、中远海发、中远海特4家上市公司同时宣布，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此次国资委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全面公开央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全名单，背后有着怎样的意义？

对此，国企改革研究专家，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国有企业改革的40余年里，如何疏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固有的“政企不分”症结，始终是矛盾和焦点。未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更多地充当着政府与企业间的“隔离层”，落实国有企业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可以更有效激发企业内部的活力和创新力。

对于为何要在当前背景下设立这样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李锦向记者详细分析称，当前，我们需要深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推进国资管理机构职能和监管方式转变，以管资本为主，为彻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造条件。而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及运营公司，则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核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留意到，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对新一年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方向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而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定位来看，未来要在国企改革进程中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具体发挥作用。从此次被纳入试点名单的央企来看，全部为现有企业，并未专门为推进试点新创立企业。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以投资实业为主

显而易见的是，在未来的国资监管架构中，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处于国资委和国企之间“居间”的位置。在这样的一种三层授权框架中，国资委、投资公司和国企将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锦向记者分析表示，未来国资委可能发挥这几项监管职责：包括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和规划、国有资产政策规则制定、维护国有资产运行安全、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评估考核，此外还包括出资人代表——投资公司董事长的确定。

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自身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不干预所持股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公司通过管资本方式实现对所持股企业的管理，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具体来看，可能有几项重要权限，如国有资本的战略投资权、人事任免权和收益分红权。具体的经营权则将放给企业。

同时，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并存的前提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本身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例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以投资融资和项目建设为主，通过投资实业拥有股权；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则以资本营运为主，不投资实业，主要战场是资本市场。

记者注意到，此次被纳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中央企业，基本上以主业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企业为主。例如，名单中的通用技术集团核心主业包括先进制造与技术服务咨询、医药健康、贸易与工程承包等；新兴际华集团的业务聚焦冶金、轻纺、装备、医药、应急、服务六大板。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转自：“李锦解读国资新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