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表对国企改革40年回顾《终于找到了市场体制这个目标》第三小节，重点写的是青岛“破三铁”调研过程。这是1988---1992年间的事情。重点是说1992年的事情，反映由计划经济体制内机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我应约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写作《见证改革40年》一书，全书约40万字，其中多篇写到国有企业改革。仅仅《终于找到了市场体制这个目标》这篇就有26000字。今天发表其中的一篇的第三节，请同行们、朋友们提出批评意见，帮助改进提高。

因为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行将出版的书稿，媒体不得转载。谨此说明。

“破三铁”的热潮，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机制改革的最后一战。“破三铁”，是企业改革15年来，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中的一般职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针对经营层与国有资产管理层的。“破三铁”，其实也就是解除了企业与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在某种意义上，大张旗鼓的“破三铁”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观念运动，它让人们意识到，他们一直以此为家的国营企业不再是永远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

我是1988年投入这场调查的。当时，在徐州、盐城与青岛三个地方试点。我在青岛推出一个有影响的报道。这组稿件名字叫《失业者的奋起》，被认为抓住敏感主题作深度报道。有评论说：“《失业者的奋起》，抓住当前改革的敏感话题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的成功报道。进入1988年来，劳动制度与工资、物价同为改革的三大难关，又是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此稿通过人物命运和感情起落表现改革难点，对新闻报道有创新价值。”报道角度选得准确，题目直接面对劳动制度改革最为敏感的问题，有吸引力”。

这组稿件讲究辩证法，表现有层次，有深度。失业后的奋起，是从积极角度提出改革中的问题，首先承认有失业现象，但并不掩盖其中的待业者的窘迫状态，对就业的细节穿插得也好，稿件结构有波澜，内涵丰富，如读一篇通讯。

这组报道切中时弊，为多数人未报道，所以受到报纸重视，采用效果好。《人民日报》辟专栏四幅采用后，《工人日报》又在头版辟栏采用，《经济日报》接着又辟栏，并加了短评，后又为《瞭望》辟栏采用。一组非事件性新闻照片，为多家中央级报刊以突出位置采用，是少见的。

1991年朱镕基上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有一场“破三铁”运动,即“打破干部的铁交椅,打破员工的铁饭碗,打破分配上的铁工资”。因为我在1988年夏天，在青岛调研过一周，到了1992年春天，我便很快的投入《双星破三铁》的报道。

1992年3月5日，是全国两会召开的一天。北京各大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两会召开的消息。而因讨论国营企业“生死”而声名大噪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我的《双星破三铁》的报道，且连续刊登六天。每组照片两到三张，每组照片一个故事，说明一个观点。

当时，青岛双星集团101名中层干部，浮动下去当工人的就有20多个。下去的，待遇和工人一样。干好的，当然可以再上来。铁交椅被打破了，市场竞争规律被引进企业内部。企业管理140名中层干部有72%是工人，7名工人担任了总经理助理的职务。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双星”充分发挥出来了。我选了6个故事。由新华社摄影部刘东山编辑发给经济日报。

其中有一个故事，叫“5年升了5级”，说的是女工沙淑芬，进厂10年一直当工人，在厂里举行职工设计大奖赛中，他设计的“英姿女便鞋”名列前茅，投放市场成交20万元。她被调到产品设计室，由工人而成为设计员，又提升为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5年升了5级。而与她同时出现在画面上的一个女干部，则由科长降为副职，情绪形成对比。

这是总编辑范敬宜亲自处理的。范敬宜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在我认识的新闻媒体领导人中，范敬宜是最看重稿件而有学者之风的。我的《双星破三铁》的报道，是他亲自编发的，而且是在是全国两会召开的一天发出的，此时点火，可见一个新闻领导人的胆略与气魄。我在后来当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时，在2012年两会前一天也推出四篇“银行暴利论”，是范敬宜1992年的翻版。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效益不彰，搞活无策，庞大的冗员使国营企业不堪重负，一些调查显示，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中，在岗而没有工作可做的工人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从2月份开始，刊发一组《破三铁，看徐州》的稿件。徐州市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针对“企业办不好，厂长照样当；工厂亏损了，职工钱照拿；生产任务少，谁也减不了”的现状，通过“破三铁”让企业恢复了活力。《经济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稿36篇，它坚决地认为，破三铁是国营企业改革的一次“攻坚战”。新华社也发表述评，称“破除三铁，是今年企业改革的主旋律。” 

“三铁”，分别为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实指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分配和人事制度改革，它们被认为是国营企业的传统优越性所在，也是其内部机制僵化累赘的症结。所谓“破三铁”，就意味着企业可以辞退工人，工作岗位将不再“世袭”，企业管理人员—之前称为“干部”—不再终身制，员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将根据效益和绩效浮动。到3月底，全国“破三铁”试点企业已逾千家。

在媒体的热烈鼓噪和“徐州经验”的启发下，本溪钢铁厂宣布10.6万名职全部实行全员合同制，它被认为是中国大型企业第一次打破”铁饭碗”，上海、四川和北京等地的老牌国营企业也纷纷以深化改革为名义大幅度裁员，大批工人下岗回家。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更直接提出，以三铁精神(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来破三铁。 

我还写个一个典型，介绍山东起重机厂厂长黄伟建立新经营机制的事情。在担任的两年半来，连续推行劳动、人事、分配、生产管理和机构改革，干一件成一件，使得企业成为全国同行业中发展速度最快，劳动生产率等重要经济指标居首位的国有企业。第一个小标题是“一场曾留下遗书的改革”，可见当时阻力之大。

客观地讲，当时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健全，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一下子变成了无依无靠的社会弃儿，严重的失业迅速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一些地方相继发生被裁员工人跳楼自杀和行凶报复的事件。4月，地处京畿的天津市盛传天津手表厂搞“破三铁”，工人罢工、女工自杀、厂长免职，此类传言迅速散飞，后经媒体调查，手表厂事件有点出入，然而，满城风云并非空穴而来，“破三铁”因缺乏相关社会福利制度保障而可能诱发的社会动荡却引起了决策层的警惕。

在5月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有人明确提出，转换企业经营体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破三铁”。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刊发权威人士言论，称“破三铁，要谨慎”。一位叫贺中天的经济学家批评说，“徐州搞破三铁，市委规定亏损企业工人扣多少，厂长扣多少，政府职能不转变，光扣厂长工人的工资，企业转换不了机制”。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说：“试图用皮鞭加饥饿的办法搞活国营企业是行不通的，每个公民都有宪法赋予的劳动权利，砸铁饭碗是违法的。”

于是，到年中，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戛然而止了。

这时候，国企改革的第六回合开场了，这便是转换经营机制。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从《条例》的文字表述看，企业经营者的所有权利都已经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认为是政府自1978年放权试点、1984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放权行动。从实际的执行情况看，这些权限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销售和采购权等，有的定义模糊，如资金支配和投资决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进出口权始终被国家外贸系统所垄断，还有的则根本不可能落实，如拒绝摊派只是空话。在新华社开展的对百家国营企业厂长调查中，90%的厂长承认“即使有拒绝权也不敢用”。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到底该如何管理和控制国营企业，始终在“收与放”的悖论间徘徊，进退维艰。 

这个时候，我来到双星集团。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年，我的双星调查与报道，由破三铁开始，转入转换经营机制，在7月又一步跨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初期的开路先锋。这次调查，使我一年跨越两大步。

作者：李锦

来源：“李锦解读国资新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