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方面不停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使得中国原本在公有制下已经比较完善的对经济和产业干预、控制、监管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弱，从而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一方面美国在自己国内却没有完全实行其所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比之下，美国才是所谓的“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按照美国的教导和新自由主义学者的教唆反而变成了“小政府”、“弱政府”，然后他们又将疫苗问题都扣在党和政府头上，其用心何其毒也。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对疫苗体系的损害，还体现在疫苗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上。实际上，在疫苗这样关系老百姓基本卫生健康安全的领域，不是地方自由采购，而是“统购统销原则”才能保障最大程度的安全，因为只有政府的统购统销，由卫生主管部门作为决策主体，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来推行疫苗接种工作，才能够确保选用合格安全的疫苗，防止由各个下级单位自行其是、存在个人利益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被贿赂收买的空间。

进口疫苗是唯一出路？ 

此次爆发的“疫苗危机”，在舆论上，在带节奏上，显然又有了不一样的套路。两年前的那一次，是鼓励人们不要接种疫苗；如今的这一次，却是告诉人们国产疫苗已经完蛋了，只有进口才是唯一出路。看看他们出的好主意：

【疫苗必须全部进口，既安全，又缓解贸易战。人命关天就别说什么民族产业了，所有疫苗都是人家研制出来的。而且很多都是近乎免费转让的技术，如乙肝疫苗。】

瞧瞧人家这语气，“必须”“全部”“人命关天”，义正辞严，真正的“民族良心”。 有感于他们的腔调，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段话：

【那时，有些领域还是国字号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说，国家垄断行业不好，不利于技术发展更新，不能带动经济增长，只有打破国家垄断，放开市场，让私人资本进入，才能形成竞争，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加速更新，才能保证质量。于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育、医疗、医药、食盐等领域纷纷产业化、市场化、私有化了。

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市场是个万能药，一试就灵。有市场就扩大市场，没有市场就开辟市场，杀出一条血路来。有了市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渐渐地，人们发现事情好像并不是像他们承诺过的那样，已经开辟出市场的这些领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黑煤窑、毒胶囊、黑学校、脚臭盐、问题疫苗……案件频发，这些由他们一手造成的恶劣后果，他们并不打算承担责任，而是又开出了一剂“良药”——进口。

当民生行业为国家垄断时，他们义愤填膺，视之为眼中钉;当私有化后的民生行业出现问题时，他们又义愤填膺，把锅都甩到监管部门头上，甩到中国人头上，甩到中华民族头上。不管国有还是私有，都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意愿，他们想要的，是把中国人民的命脉交给外国人，这是一盘下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大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买办，鸦片战争后，他们伴随着外国侵略者应运而生。150多年来，他们从未死绝。】

那篇刷爆朋友圈的《疫苗之王》描述了涉事企业是怎样在私有化的浪潮中由国企变为私企的。为什么私企会经常生产出所谓“豆腐渣工程”，道理是很容易说明的。资本的本质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利益。所谓的技术更新，不是为了技术更新，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引用过托·约·登宁的一段著名的话：

【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能够使他们取得一定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在生产的产品基本合格的情况下形成的，虽然它是通过剥削工人得来的，但它依然是私有制下合法的利润。然而，当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达到无穷，以至于需要“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犯任何罪行”才能满足时，资本家就必然通过以次充好、生产大量不合格的产品来牟取暴利。

鼓吹私有化的人最喜欢从利润上面做文章，他们说国家运营常常不能盈利，只有让私人去搞才能盈利。当然，如果单单从利润来看，一些国家运营的行业就不仅仅是盈利很低，有的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只有靠政府补贴才能撑得下去，比如公共交通。自然政府补贴又来自于税收，但是，这种公共事业模式相比私人资本模式可以给人民大众提供更加安全、高效、成本低廉的公共服务，这是最根本的事。事实上，在事关铁路、食盐、医药、教育这样事关最基本民生的行业，让私人资本甚至外资进入，无异于开门揖盗。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黑心资本家一直存在，有广大的市场需求，他们不把广大人民压榨个一干二净是不会收手的。比如，2015年8月份，美国图灵制药创始人马丁·什克雷利从益邦实验室收购了一种叫做达拉匹林（针对艾滋病和癌症患者）的药物的所有权。该药的成本只有一美元，但是什克雷利收购这个药物所有权以后，将该药品价格从13美元提高到75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上涨了五十五倍，被美国人评为当今最受美国人憎恨的人。

而这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先生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疫苗出问题与私有化无必然关系，实际上，世界上的疫苗基本是在私人企业研发生产的，几乎所有最好的商品都是私人企业生产的。与监管关联较大，但最重要的是信息不透明，监管需要信息，如果出了事，都瞒着，不让说，这样就无法惩罚罪恶的人，也无法补救受害者。解决问题必须靠市场竞争，进口、合资、独资，一起竞争，这是根本办法，也是历史教训。如果必须依靠国内几家企业，出事的信息就有某种隐瞒必然性。监管者很可能被俘获。试想现在只有一汽二汽，普通中国人根本不会有自己的车，安全可靠的车。封闭是要死人的。疫苗还是处于封闭状态。政府要做的是为儿童提供资助。同时，放开进口。】

按照先生的说法，疫苗问题与私有化和资本的关系并不大，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监管部门和政府的过错。可是，数量如此庞大的疫苗一起进入市场，再把责任全部推给监管部门有失偏颇。一边放任私人企业生产大量劣质产品，一边又让监管部门严格把关、不让这些劣质产品流入市场，不消灭劣质产品出现的土壤，而只想着在路上围追堵截，岂不是舍本逐末？或许，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解决问题只有继续放开市场，形成竞争，才能促使企业争着生产物美价廉的疫苗。同时先生又认为，只靠国内企业，监管者会被俘获，所以要放开进口，然而外国资本寡头，无论是金融寡头、石油寡头、转基因粮食寡头还是制药寡头，收买监管者的能力，比国内的私人资本更强。比如，美国的FDA就曾长期被美国的诸如转基因利益集团俘获和收买。至于进口疫苗的安全性，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

【2017年有2批国产疫苗、14批进口疫苗和1批进口人血白蛋白不符合规定，不合格批次多于2016年，主要是进口疫苗不合格批次增多所致。

……

不符合规定的16批疫苗分别为：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1批、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1批、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合疫苗8批以及凯荣-贝林公司生产的人用狂犬病疫苗（鸡胚细胞）6批。

……

中检院在对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生产的36批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合疫苗（五联苗）进行批签发检验中发现8批（约计71.50万人份）疫苗的破伤风效力不符合规定，存在较高质量风险。

……

在对人用狂犬病疫苗进行批签发检验中，7批疫苗不符合规定，其中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和凯荣-贝林公司（境外企业）生产的2批人用狂犬病疫苗（鸡胚细胞）的效力试验不符合规定；凯荣-贝林公司生产的4批人用狂犬病疫苗（鸡胚细胞）的细菌内毒素和热原检查项不符合规定。】

这是监管部门对进口疫苗的检验结果，也许可以证明先生的“正确”。

具体而言，不合格的14批进口疫苗，分别是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生产的8批，和凯荣-贝林公司生产的6批。

西方的药企都是活雷锋吗？他们可能比长春长生更加恶劣，但是其控制政府的能量却更加强大：

【2005年英国观察家报披露，葛兰素史克和辉瑞卷入一起利用利用孤儿监护权方面的漏洞，对在纽约一家儿童中心的艾滋病孤儿进行抗艾滋病药物试验的丑闻，其中有些试验对象竟然是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在1995年到1997年间，他们多次在该孤儿院儿童身上进行药物试验，其中一名只有6个月大的婴儿曾经被注射双倍剂量的药物。对于上述报道，葛兰素史克并不否认，认为并不存在不当之处。

2008年，赛诺菲巴斯德公司被指控在波兰的350名无家可归的人身上对未经测试的H5N1疫苗进行秘密实验，造成至少21人死亡，并导致200人住院治疗。这家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是位于旧金山的Sutro Biopharma的合作伙伴，而Sutro Biopharma的首席执行官是摩根士丹利前高管约翰弗瑞德。 

2009年，日本批准葛兰素史克发明的宫颈癌疫苗上市，截止2016年四月份累计接种893万例，累计报告六百三十多起严重不良事件。不少女性接种该疫苗以后出现了影响肢体运动的神经系统损害，日本目前已经暂停了接种推荐。宫颈癌疫苗不良事件受害者已经正式起诉日本政府和疫苗供应商。 

2013年7月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被曝光，随后美国《纽约时报》爆料称，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不仅在销售层面上违背行业道德行贿医生，在研发神经类药物时，竟在试验药物尚未通过动物实验前，就开始进行人体实验。】

此外，还必须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国产疫苗不论是生产能力、质量可靠性还是市场占有率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市场优先地位。我国使用的疫苗中国产疫苗占绝对的大部分，进口疫苗一直不足5%，近三年来只有2.1%-2.5%。国产疫苗基本覆盖发达国家上市疫苗品种，2017年申请的50种疫苗，中国能够生产46种。在目前，国有企业是一类疫苗的供应主体。而且，近些年来，国产疫苗逐渐走出国门，被纳入联合国等机构的采购清单，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

【……国产疫苗逐步走出国门，纳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采购清单2010年和2014年通过WHO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评估（WHO NRA），以此为前提，我国疫苗生产企业具备了申请WHO疫苗预认证的资质。2013年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第一个通过WHO预认证，2015年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的流感疫苗通过 WHO 预认证，2017年北京北生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 bOPV 疫苗和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甲肝疫苗也相继通过了WHO预认证。这标志着国产疫苗的质量已经达到相应国际标准，并将为发展中国家儿童免于传染病危害作出贡献。 ……我国疫苗管理体系得到WHO认可。2017年，共签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6666.90万人份，其中联合国儿基会采购4475.11万人份，共出口至11个国家，为国家创汇近3000万美元，也为国际儿童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这样的疫苗市场格局恐怕才是某些人借这次疫苗事件极力搅混水、制造恐慌情绪的真正意图所在。对此次出现问题疫苗的责任人，当然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是追责的前提是明确责任，决不能黑心的私营企业犯的罪，结果板子却打在整个中国国产疫苗、国有疫苗企业的身上！而现在，某些人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煽动起对整个中国疫苗体系的不信任感，借机鼓吹进口引入外资，意图将整个中国的民族疫苗产业体系置于死地。正如当年三鹿奶粉事件后扼杀民族奶粉产业、温州动车事件后意图扼杀中国高铁产业一样！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监管为什么无力？ 

今天疫苗出了事之后，大家都在喷监管，我们不妨看一看以前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又是怎样说的。

【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监管，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监管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

监管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监管，监管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经济观察报》--《张维迎：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

当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呼吁去监管、取消监管，监管不到位出了问题又转过头来怪监管不力，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关注监管体制的人里面，也有不少人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监管体制上的差异，认为美国的监管体制非常严格，对出来问题的企业也是往死了罚，而中国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是很好，这是不难解释的。美国的问题疫苗事件在一开始也是层出不穷。例如，1955年，美国中西部五个州的约20万名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随后发生了多起接种疫苗的儿童瘫痪事件。调查最终追溯到这些疫苗的生产商，位于加州伯克利的一家家族医药企业Cutter Laboratories，因疫苗未能有效灭活病毒，共造成4万名儿童患上脊髓灰质炎，200名儿童患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10名儿童死亡。

而中国从新中国建立到90年代之前，我们也普遍注射各种疫苗，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这种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以及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疫苗生产和监管体系，从一开始就是远远比美国的私人资本主导的体系优秀的。美国直到最近几年，仍然有很多儿童注射疫苗后患上了自闭症的事件，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反疫苗运动。

当然，今天美国对疫苗的监管制度比50年前进步了不少，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疫苗安全事件频出，这些事故成了当时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把柄，为了防止广大民众跟着美国左派和共产党推翻美国体制，美国垄断资本不得不进行自我克制，学习社会主义中国和古巴政府对疫苗生产进行严格控制的体制，接纳保留罗斯福新政及进步运动约束资本的传统，对疫苗进行严格的监管，但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家庭深受毒疫苗劣质疫苗的摧残。

中国的疫苗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国营的，以国家为后盾运营，拥有几乎最严格的监管体制。而随着90年代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泛滥，一下子将中国的疫苗生产和监管体系变成了50年前的美国。许多国营企业开始私有化，后来疫苗机构也开始私有化，再加上新自由主义一直呼吁的给企业松绑、去监管，原本政府对经济和科技强大的监管和领导体制和能力被不断压缩（比如当年我们的八个工业机械部，今天可能就只是科技部里的一个科室了）。美国派出的自由主义学者还在忽悠中国政府搞小政府、弱政府、分权政府，鼓吹将许多本来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被下方到地方，鼓吹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自由、利益和人权，“腐败是改革最好的润滑剂”，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私人资本和外资的权利。

在任何一个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私人资本必然会或多或少俘获和控制政府权力，即便是美国如FDA（食品药品监督局）也被孟山都等转基因巨头所控制。在中国，私营企业把只把很少的一部分资金用于生产，而把更多的钱投入到销售上，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权力已经逐级下放的监管部门行贿，这样监管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小了。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更加美国，更加新自由主义。而美国在某些方面却比中国像社会主义，比如大政府和针对资本的强监管。以2017年为例，2017年美国FDA的部门预算收入为51亿美元（折332亿人民币），雇员人数超过9千人，大部分为药品及法律领域的专家，少部分为专业执法者，且随时都保持着超过1千名雇员活跃在美国各地，对药品销售进行抽检。而中国呢？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部门总支出仅为16亿人民币，编制总人数为345名，其中稽查专员10名。

2015年5月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以后药品实际交易价格将由市场主导。许多老百姓买不起药的源头在哪里，就在这里。可见，在新自由主义的忽悠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实际主导权、掌控权与美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许多人猜测，发改委的这次放权与此前的腐败窝案不无关系。”原来，发改委价格司复杂管理药品价格的官员出现反复的腐败窝案，最终的结果是，政府管理和监管药品价格的的权力被取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说，“早就让你们取消这个监管权力，早取消不就没有这么多腐败了吗？”

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菲律宾、印度这样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政要（总统、总理、部长）都层出不穷地腐败，难道美国、法国、韩国把政府取消了吗？而新自由主义者以监管体系存在腐败，就要求去监管去权力，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在说，因为党和政府腐败了，就要取消党的领导。可是问题在于，从列宁到毛泽东，共产党一直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群众路线，本来腐败并不严重，正是在新自由主义者呼吁下，我们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管，而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外部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腐蚀又在加大，这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美国一方面不停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使得中国原本在公有制下已经比较完善的对经济和产业干预、控制、监管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弱，从而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一方面美国在自己国内却没有完全实行其所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比之下，美国才是所谓的“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按照美国的教导和新自由主义学者的教唆反而变成了“小政府”、“弱政府”，然后他们又将疫苗问题都扣在党和政府头上，其用心何其毒也。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如何摧毁了疫苗生产和流通体系

疫苗事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私有化，还有市场化。这次出问题的武汉生物就有国企背景。从整体上来说，无论是煤矿等资源领域，还是食品药品领域（三鹿事件爆发前早已私有化，而三元等国企则没有这些问题），国企的表现都远远好于私企。但是，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国企就没有问题。

“国有”和“国营”是两个概念。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国有仅仅是表明了企业的所有权，而国营则进一步表明了企业的经营方式。在不少企业里，国家控股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因此从名义上说，这一类企业也算是国有企业。但是，某些此类的企业制度及企业管理层却被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模式污染，虽然是国家控股，却按照私人资本的逻辑运营，将牟取经济利润最大化作为首要乃至唯一目的，由于这种市场化、产业化的运营方式，它们的生产过程、销售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私人企业的色彩，甚至与私人企业并无二般。而按照这样的运营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是来自国有企业，仍有可能造成与私有企业一样、甚至比一般私有企业更加恶劣的后果。长春长生私有化后，“业绩数据显示，长生生物研发投入为1.2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87%，2016年的研发投入更是只有4333.60万元，营收10.18亿元，占营收4%。年报数据显示，长生生物的推广费由2016年的2.02亿，激增至2017年的4.42亿元；会议费为7284万元，同比增加2884%。”这样私人资本模式使他们迅速打败了许多国企，变成了疫苗之王，如果不是这次疫苗事件的爆发，那些国企疫苗企业要么被击垮，要么被迫采用“疫苗之王”这类生产和销售模式。这就是自由市场化竞争中永远的铁律——劣币驱逐良币，要避免这一点，政府和大众对资本和市场的强力干预监管是必须的。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对疫苗体系的损害，还体现在疫苗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上。实际上，在疫苗这样关系老百姓基本卫生健康安全的领域，不是地方自由采购，而是“统购统销原则”才能保障最大程度的安全，因为只有政府的统购统销，由卫生主管部门作为决策主体，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来推行疫苗接种工作，才能够确保选用合格安全的疫苗，防止由各个下级单位自行其是、存在个人利益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被贿赂收买的空间。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震惊全国的庞氏私人资本疫苗经营案中，涉案疫苗为二类疫苗，非法经营疫苗涉24省市，其中包括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市。但是，上海市却能幸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上海市的二类疫苗采购流程，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模式进行，不是像其他省市那样让许多单位都有自主采购权，因而也就避免了决策人众多、存在利益输送空间的可能。《我不是药神》反映了外国药企残酷剥削和压榨中国病人的事实，但是，如果由政府某机构出面，代表中国广大消费者和病人与西方药企谈判，能够很大程度将天价救命药降低，但是我们很长时间里恰恰被新自由主义忽悠瘸了，政府不干预市场和资本，让中国消费者及病人作为一盘散沙去和西方资本寡头和药企博弈，自然任人宰割。

中国原来疫苗是全国范围内的统购统销，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思路之下，权力先是下放到省级统购统销，然后又进一步权力下放，最后基层都能自主购买一类和二类疫苗。从供给方看，二类疫苗的销售也曾经全面向私人资本放开，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劣质疫苗问题，例如，庞氏三人注册的私人公司倒卖疫苗，却没有按规定冷藏储存与运输，结果出现了5.7亿金额的非法疫苗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孙晓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的第二类疫苗采取的是“统购统销”模式，统一由市疾控中心采购，派送到区县疾控中心，再根据需求分到各社区医院。

“上海是由疾控中心统一定疫苗的，而且24小时冷链监测，全市统一联网，冰箱都有温度监测，超过就会报警，但还是有家长会有犹豫。”其中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说。】

因此，【一位卫生防疫业内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允许接种单位可自由购买第二类疫苗的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也有专家提出要修改《条例》，认为第二类疫苗“统购统销”更好。

（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pTFwMZSfHnJjR8gXGyfjA）】

总之，看到王先生的话，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韩寒关于《我不是药神》的观后感：

看看这一段：

【题外说两句，在《我不是药神》里，为了戏剧冲突需要，唯一的反面角色是那家研发出新药的药企。事实上，一些药企，为了研发新药，时间投入都是数年十数年，资金投入数亿十多亿，甚至一无所获。本质上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研发，很多绝症才有了希望。这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话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不是非黑即白无商不奸这么简单，所以我不希望观众看完以后把怨恨宣泄在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身上。他们不是坏人，这也会歪了这部片子的良苦立意。医疗保障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点。这部电影和它背后真实的故事所带给社会的贡献也在于此。】

针对这段话，网上有评论说：【翻译一下韩寒的话：大家千万不要把矛头对准资本啊，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

就像以前一样。当于欢案曝光后，他们骂警察不作为，骂法院没人情，至于导致这场悲剧的高利贷合法化，他们并不追究，甚至当初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高利贷合法化的。当《我不是药神》上映后，他们继续把买不起药的责任丢给国家，丢给医疗保障，至于制定天价的药企资本，他们依然不追究，因为人家是投入了好多心血的啊。当“问题疫苗”曝光后，他们又开始骂药监部门不作为，至于私企为什么会生产出次品，那一定是药监部门的错，不是私有化的错。

当然，我们并无意为政府相关部门开脱其应有的责任，在事情已经出了之后，完善药物监管体系、加大对涉事企业和个人的处罚力度以儆效尤，都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如果在这两个方面还打折扣，是真的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交待的。不过，这些工作也仅仅是针对这单独的一次事件的，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些事件再次发生，则需要认真反思，我们在私有化、市场化的路上还能再走多远呢？

来源：“察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