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长生生物的疫苗事件引爆舆论焦点：因内部员工举报，长生生物遭药监部门立案调查并收回药品GMP证书，责令停止生产狂犬疫苗。而这不过是掀开了黑幕的一角，很快长生生物又被曝出更大的丑闻：2017年生产的25万支“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检验不符合规定，这25万支疫苗几乎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库存仅剩186支。也就是说，有近25万支疫苗已被注入儿童的体内！一时间全国上下群情激愤。

我们不禁要问，长生生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为什么长期以来拿千万人的生命当儿戏？其实这绝非偶然现象。冷静思考一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私企违法经营的成本极低，而违法行为的潜在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这才使得许多中国私企铤而走险，而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

就拿长生生物的百白破疫苗来说，吉林省药监局于2017年10月对长生生物处以344.29万元的罚款。可叹的是，我国某些法律法规的制订者，对于钱的概念恐怕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以致他们以为“相当于销售额的3倍罚款”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对资本市场完全没有概念。长生生物现在是高俊芳家族绝对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随便减持一点股份就可以套现几个亿。344.39万元的罚款，对长生生物来说简直九牛一毛，更谈不上任何惩戒作用。由此可见，我国许多法律法规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

虽然欧美药企也有生产事故和产品安全问题，但整体上要比中国私企少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督处罚力度更大，再加上司法制度的共同作用，导致药企的违法成本很高。英美法系的侵权责任法支持集团诉讼（Class action），这对药企来说绝对是避之不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集团诉讼是指一个或几个人为了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代表他们向法院起诉，法院的判决对全体产生法律效力的诉讼制度。与单独提起诉讼相比，集团诉讼可简化诉讼程序，节约时间和费用，并且对由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引起的案件进行统一审理。集团诉讼的判决具有直接扩张的效力，所有未表示退出的当事人都适用该判决【1】。

这意味着，在有关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问题的诉讼中，只要少数受害者胜诉，所有的受害者都会自动得到赔偿。这种集团诉讼，即使大型药企也招架不住。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是，默沙东生产的解热镇痛剂Vioxx因为引发许多新血管系统不良反应，遭到美国患者的集团诉讼，迫使默沙东于2004年将Vioxx做退市处理。而且默沙东预判很难扳回官司，与其输得极为难看、名声扫地，还不如主动寻求和解。所以，在2017年11月，默沙东宣布将拿出48.5亿美元寻求与47000名患者的和解【2】。

然而，中国现行的民法并不支持集团诉讼，以致药物受害者在药企面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很难通过合法途径获得适当的补偿。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是中国乳协协调有关责任企业出资筹集了总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赔偿金，并不是民事诉讼的结果。长生生物的25万支问题疫苗，如果放在欧美发达国家，赔偿金额将是天文数字。痛定思痛，必须承认，我国法制不够健全客观上导致了长生生物等不法药企的肆无忌惮。

既然国企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确实存在制度优势，为什么总有人天天唠叨“国企不行”？现在看来，否定公有制经济、坚定认为“国企不行”的体制内人士就没有不腐败的。这些腐败分子主要分为两拨：

一拨人是某些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的官员，典型的代表就是现已身陷牢狱的仇和与王珉。仇和在宿迁任职的时候把当地国企和公立医院卖了个精光——把它们搞好多麻烦？还不如当场变现，这样财政收入比较好看。王珉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时候，大肆出售吉林省属国企，掀起新一轮“下岗潮”。王珉的肆无忌惮最终引发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为激进的国企私有化画上了休止符。

另一拨人是致力于“化公为私”的国企高管以及他们的“保护伞”，长生生物的董事长高俊芳就是典型代表。长生生物是一段国企改制的黑历史的写照：长生生物是原卫生部直属的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母公司是“长春高新”，一家由职工参与发起的国企。根据2003年的年报，手握甲肝、狂犬病疫苗等印钞机的长生生物，年净利润达1888.3万元，是长春高新旗下业绩最好、人均产值最高的公司。而母公司选择将现金奶牛宰了卖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更何况每股售价2.4元，远低于市场报价。而完成对长生生物私有化的人正是高俊芳，是这家国企当时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长生生物被私有化之后变成了一家家族企业，高俊芳的儿子张洺豪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丈夫张友奎任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其他的重要岗位，也均由高俊芳的亲属控制。

这种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路子被扒出来一看，也是够魔幻：买家卖家是同一个人，在“管理层收购”的幌子下，国企一夜之间变私企。更耐人寻味的是，2003年长生生物的国有股权转让价合计4161.6万元，而高俊芳当年的年薪不到6万元。那么用于国企私有化的这笔巨款又是怎么来的？要说这不是黑历史，恐怕没人信。

腐败的国企高管咒骂公有制，可不是简单的“吃饭砸锅”——这些人心里很清楚，国有企业永远不能变成他们自己家的提款机。只有先把国企私有化了，才能放心地、不顾吃相地大快朵颐。高俊芳的儿媳妇整天在社交媒体上炫富，一会儿豪车，一会儿直升机，底气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在世纪之交的许多“国企改制”事件中，改制与为国企脱困毫无关系。许多被强行改制的国企，恰恰是经营状况良好、正在盈利的国企。腐败分子都是捡着肥肉抢，哪有真心想帮企业脱困的？例如沈阳的辉山乳业，在效益很好的时候被地方领导拍板、放上了“国企改制”的案板。此举激发了辉山乳业职工的极大反感，他们把运输牛奶的大卡车开到沈阳市府广场抗议。此后的事情众所周知。辉山乳业被强行私有化，好端端的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提款机。但是再好的企业也架不住败家子的挥霍——2017年辉山乳业陷入百亿债务风波，目前尚未解决。危机爆发后，不但债主上门逼债，辉山乳业内部也连续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故，直至在港股市场被勒令停牌。放一张辉山乳液的历史股价图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与长生生物、辉山乳业相似的国企改制黑历史，在东北大地上不计其数。时至今日，曾受尽辛酸和折磨的东北老百姓，一听到“国企改制”这四个字就本能地心生反感。世纪之交，国企改制的黑箱操作，极大地助长了黑土地上的腐败，恶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发生在2011-2013年的辽宁拉票贿选案中，许多涉案人员是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是当年侵吞国有资产造就的暴发户。这些人手里有了钱，就忙着制造更多的糖衣炮弹，向上层建筑发起进攻。有这样的人在东北呼风唤雨，东北还能好吗？

2019年将是改革开放40周年。值此重要时刻，倒是应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政策好好梳理一下，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这样才能起到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

1919年的五一劳动节，列宁在红场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的子孙会把资本主义制度时代的文物看作奇怪的东西。他们很难设想，日用必需品的贸易怎么会掌握在私人手里。”【4】

看看当今中国的现状，我们是否应当深思呢？

参考文献：

【1】MBA智库：http://wiki.mbalib.com/wiki/集团诉讼

【2】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07/11/09/business/09merck.html

【3】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wiki/2015年天津港危化品倉庫爆炸事故

【4】《列宁全集》第36卷，《在红场上的三次讲话》

作者：徐实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