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1950—），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委员会委员，兼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理论经济学评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出版《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等二十余部，在《人民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四百多篇。

当前，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壮大存在一些争议和疑惑，亟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统一认识和制定政策。

一、习近平多次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极端重要性

二、改革壮大国有企业需廓清的三种误论

其一，所谓国有企业属于要削弱和消除的垄断企业。纵观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反垄断法，均无把生产经营集中度较高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称之为垄断企业，而只反对价格联盟、捆绑销售等生产经营上的垄断行为，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生产经营较高集中度。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强国均有生产经营集中度很高的数十家私有“垄断企业”（新加坡唯一超大的企业就是国有制的淡马锡公司），一般大中小企业实际上是无法进入这些领域的，因而形成少数大公司与众多中小企业并存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相反，相对经济不发达的西方国家则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也就是说，现时代不是极少数私有企业“垄断”，便是国有企业“垄断”。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应都是一般的大中小企业，而是应由特大型国有企业与众多大中小企业微企业（绝大多数是集体或合作或私有的企业）并存的现代企业组织框架。那种不反对中外私有企业而只反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集中度较高的所谓垄断，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企业组织格局的。

其二，所谓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单项引入越多越好的非公资本和放弃国家绝对控股。有舆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歼灭战就是要单纯缩减国有资产的总量。这既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实现“三个有利于”，即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也不符合他多次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总目标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因而必须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如果一家国有企业让非公资本参股49%，那么对该企业的生产经营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让非公资本控股51%，那么该国有企业的性质已变成国有资本参股的私有企业了；如果国有企业能够稳定盈利而又让非公资本参股，那么意味着该企业的部分利润由国家（人民）所有而变成私人所有，需提防由此扩大社会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

其三，所谓阐发《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和远大理想就是违反党中央精神。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仍要继续大众化。邓小平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只有私有制，才可能有剥削，消灭剥削与消灭私有制是一回事。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而《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所有。共产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含义就是指全部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从而彻底消灭私有制。因此，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步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经济初心和必须牢记的经济使命之一（政治初心和政治使命是最终彻底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消亡）。这也是党中央和《宪法》为何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以“私有制为主体”即搞私有化的缘由。可见，不忘“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发展私有制，是不矛盾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与最终目标论的辩证统一。

来源：“新时代发展百人论坛” 微信公众号